女強者難出頭?淺談學術界的性別議題和荷蘭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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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蘭學術圈的教授仍以男性為主。(來源:Leiden University)

「現代女人,似乎免不了的總會面臨人生的終極選擇:工作,還是家庭?而男人,似乎從來沒得選,或者不用選。」

 

討會後照舊的高級簡約晚餐,桌上三位女教授三位女博士生一位兼職男講師熱烈的聊著,酒酣耳熱,話題開始從學術轉向五四三。
順著教授剛八卦完她兒子的愛情故事,我忍不住問了這位在荷蘭科技大學做性別研究的歷史女教授成功的職場生涯,家裡老幼、學術階梯、研究出版、教學培育、行政管理、屬不盡的國內國際研討會工作坊,妳怎麼做到的?我也不過就是念個博士寫寫文章,家裡碗已堆到天花板,整天跟男友大眼瞪臭臉,妳怎麼做到的?
聽到「教授」這兩個字,我腦袋出現的影子總是男的先

女教授笑著回:「我很幸運,你現在看到桌上的兩位荷蘭女教授、一位英國退休榮譽女教授,都是我們這代幸運的佼佼者。」女教授不是謙虛,是誠實。後來才知道,荷蘭女性「教授」(Full-Professorship,學術階梯裡的最高階,註 1 )的比例在歐洲是第三低,幾乎是慘不忍睹的低。2011 年,荷蘭 14 所大學裡的女教授總共有 296 位,占全國教授總人數2134 位的一成四(資料來源: VSNU, 2012 )。
荷蘭學術圈若簡單劃分為三大領域:人文藝術、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是一面倒的總共只有 8趴的女性教授,經典例子則是:埃因霍溫理工大學(荷蘭國際企業飛利浦 Philips 智囊團的生產母艦)裡有 127 位教授,其中只有 2 位每個月會有月經。2000年歐盟在里斯本協議中訂定下 25% 這個目標數字,希望 10 年後歐盟內各國勞動市場的高階管理職位的女性能達到四分之一比例,其中包含教授人數。5 年後,荷蘭政府發現慘了,25% 根本不可能,趕快自行打折後宣布女性教授數的目標改為15%,2010 年結果出爐,女教授比例 12% 都不到(資料來源:University World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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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荷蘭大學生、研究生、博士生、助理教授、副教授、全教授性別比例圖(資料來源:Stichting de Beauvoir
老掉牙但還在的玻璃天花板:爭聘文化、人際網絡、自我行銷技術
為了解荷蘭女教授為什麼少的可憐這個謎,我採訪了兩位教授,一位是研究學術領導文化的Curt Rice教授,一位是荷蘭歷史Ruth Oldenziel教授。Rice教授與我談學術界的性別(不平等)文化,而Oldenziel教授則是給我上一堂關於荷蘭女性與勞動市場的歷史課。
經常,我會聽到兩大用來解釋為什麼荷蘭女教授這麼少的流行說法,一來是說眾多的老一輩男性教授尚未退休,卡著許多學術位置導致女性新血無法進入系統;二來是說具有資格的高教育女性人選並不夠多,導致女性教授與副教授會如此之少。學術版流言追追追的研究推翻了這樣的說法,以六個荷蘭大學為樣本,研究者發現荷蘭學術圈相當封閉式的爭聘過程,深化且延續了學術圈既有原先性別不平等。所謂封閉式的爭聘意指非正式的內線爭聘,一來爭聘的內容、過程、徵選對象、甚至爭聘機會的相對不開誠布公,徵選過程大量賴於既有的(男性學術)社會網絡。這樣的文化之於台灣的學術界,嗯,好像也不是很難想像。
除爭聘文化與制度外,目前荷蘭與國際學術圈內出版期刊文章的升等業績壓力(抑或稱之為the scheme turns professor into typing monkey),導致許多學者必須使用「聯手出擊」一招–共同作者,來達到指定的升級產量才能夠升等不會out,過去幾年下來每篇科學文章平均作者從3.8位成長到目前的 4.5 位,而這樣的遊戲規則對女性學者想要爬升學術圈階梯並不有利,詳細內容為了不讓此篇文章變成博士論文,因在此簡單提出參考關鍵詞:Matilda Effect
研究學術領導文化的 Curt Rice 在部落格裡記錄了許多學術圈內的性別議題之相關討論,在聊天的過程中,他提到除了爭聘與出版壓力不利於女性學者之外,總的來說女性對於自我行銷賣身的能力與溝通技巧明顯地不及男性。簡單說,女人容易謙虛誠實、不會椪風、不會自我宣傳的情況下,在面試與升等過程中容易不吃香。另外,不僅僅是女性自己,在工作爭聘過程中,質疑女性專業工作能力的刻板印象依然陰魂不散,即便是學術圈也不例外,已經有許多研究實驗清楚證實這件傷心事,如果是個女的,得到資深學術工作的機會就是會比較低

 

資產階級的歷史,荷蘭女人那「奢侈」的經濟社會地位
在得知這些訊息之時,我無法掩飾內心的驚訝之情。當然,職場中的性別劃分與不平等差異早已不是甚麼新聞,但內心隱約地依然對西北歐國家的兩性關係存有一種美好的刻板印象,因此乍到荷蘭此地之時,看見荷蘭奶爸們身上掛著寶寶或推著嬰兒(菜籃)車,我與身邊友人內心總會嚷聲讚嘆一下,誇張的會拿出相機放到臉書上獲得雙位數的讚。刻板印象是無可避免的,但有時會蒙蔽雙眼,就像是當台灣朋友在課堂上也會聽到荷蘭教授體貼地說:「妳來自亞洲,可能比較不懂雙薪家庭的概念」(註2)。
真的是待久了聽多了,也才知道荷蘭有他們自己的兩性問題。
在荷蘭,性別平等的觀念思想是普遍、是理所當然。你如果跟個荷蘭女人說,女人就是要輕聲細語、腰束奶澎無小腹、溫柔賢淑在家中照顧公婆,我只能說 good luck。有趣的是,「男性女性一樣都是人」之觀念的普及,並不代表指標性的成功,荷蘭的全職女性比例並不高,事實上比台灣全職女性比例還低,就那麼個 18% 的荷蘭女人每週工作超過 35 個小時,其他的做兼職,荷蘭女性們創造出歐洲獨有的兼職勞動市場模式(註 3、註4 )。
我問 Oldenziel 這位女正教授,為什麼荷蘭這個性別平權出名的國家,女教授這麼少?
Oldenziel說作為歷史學家,在她看來這跟荷蘭經濟的發展歷史和文化息息相關。17 世紀當法國還是以農業為國家經濟基礎時,荷蘭的資產階級(俗稱中產富有階級,學術稱之「布爾喬亞 bourgeoisie」)已經發展地嚇嚇叫。資產階級的女人不需要像以前農業經濟一樣地完全投入生產,經常花時間在經營家務與教育子女,因此相對早期開始有了在外工作的公領域家庭管理的私領域兩者的劃分。隨著資本貿易經濟在荷蘭快速地深根發展,中產富有階級在荷蘭社會中不斷壯大,隨之資產階級的 lifestyle 也「遍地開花」,有了閒錢生活的休閒娛樂活動(leisure activity)也因而開始盛行,荷蘭女人負責私領域的家庭生活管理相對較早建立了它的歷史地位與社會重要性。
到了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因為(男性)人力資源的不足,西方女性開始大量進入勞動市場。戰後男性勞動力的回歸,賺錢主要還是男人的事,荷蘭女性慢慢地再度退回到私領域的家庭管理,隨著家務科技的逐漸發明(洗衣機、冰箱、吸塵器…. you name it.)家務管理的時間相對減少些許,女性也能夠到外工作,收入成為加減「補貼」家用,賺的錢又大多貢獻回饋到我們現在稱之為「消費社會」的生活家用、休閒娛樂活動等,買買玩具、家具或是可以偶而多出個遊。
「連在一起了嗎?」Oldenziel 教授問我。「這是種矛盾的奇怪結合現象,早期資產階級文化的發展,公私領域的劃分各自分工,荷蘭人對休閒、家庭、個人私生活跟工作的平衡是高度重視的,荷蘭女人在家中的地位並不居於男人之下,甚至很早以前就已強勢為名(笑),生活中男女彼此尊重、互相分擔的平等相處。但近代發展中,一次二次世界大戰和教育普及化,女性開始進入勞動市場,但高度深根於私領域的歷史傳統使我們總體來說依然以家庭管理為優先,也成就了現在的荷蘭女性『奢侈』且獨特的經濟地位-兼職工作。」
「很多荷蘭女人並不自覺如此微妙的關係,所以許多女性到了中年後離婚,不敢相信她們自己的經濟地位,特別女性的教育程度並不亞於男性,她們經常陷入無限財務問題的絕境。」Oldenziel 教授在阿姆斯特丹的艾河旁說著。
我滿腦子瞠舌想的是,在這一場經濟歷史的「誤打誤撞」中,荷蘭造就了乍看之下很美好的烏托邦:荷蘭女子們的社會地位、在家說話說得多大聲,跟她們賺多少錢沒有絕對的直接相關性。經常,在一些歐洲兩性的相關大眾論述中,歐洲社會彷彿就是優質基因的天生高人一等:法國女人天生就是會獨立自主寵愛自我、瑞典男人帶孩子是天經地義、荷蘭女人和孩童是全世界中最快樂的一群人(註5),若沒有更進一步得問「為什麼」,在我看來這樣的觀點過度文化化約論,甚至深化了歐美月亮比較大的刻板印象。
除了自己感到生活幸福快樂,高比例的荷蘭兼職女性,與荷蘭小孩是全世界最快樂的孩子也息息相關。剛剛提到,荷蘭只有約兩成的女性每周工作超過35個小時,而兼職與否,有沒有小孩是關鍵,36~40歲的荷蘭女性,如果你沒有小孩,每周平均工作時數 34 小時;如果有小孩,平均工作時數 7.5 小時(資料來源:VOX)。
「Most Dutch women have “A” job, not a career。」在一個多小時的談話中Oldenziel 教授重複了這句話兩次,的確,貧窮單親母親是荷蘭社會中一大棘手的問題,其中特別是移民女性的單親媽媽,她們面臨荷蘭以男性主導的勞動市場以及女性的兼職文化,這些環境對要挑戰經濟、家庭獨立的女性並不有利。
性別平等,有兩種?
從社會公義來看,長期以來提倡性別平等很重要的目標,就是希望男性和女性可以依照能力與興趣進入職場工作發展自我成就,但同時也可以在家裡當父親和母親擁有幸福的家庭生活。家庭跟工作是現代人生活的兩大領域,應該是等同的重要,就自我規劃和夫妻的雙方協調做出最適合的選擇。
但從另一個更現實角度來看,現代女性普遍來說依然持續(必須)努力打破傳統文化與制度的侷限,(因為成長空間很大所以)大量進入勞動力職場不斷往上爬,發展經濟獨立之能力與女性的社會地位,才能夠進入到上一段談論的理想狀況。這兩種看似同樣方向目標,發展過程中卻有了操作性的衝突。
荷蘭,這個與台灣有著很不一樣經濟歷史發展、性別文化、社會制度的國家,兩國的女人們同樣面臨著以家庭管理為重的傳統,以非常不一樣的方式體驗自己因性別而有的矛盾困境:台灣職業女性的兩頭燒和社會中奇低的出生率;荷蘭女性在職場中發展的困難和經濟的不獨立。
與兩位教授的談論過程中,我重新思考家庭vs.工作的終極的問題,我並不認為解決問題意味著女人都應該要掙脫私領域,成為穿西裝打領帶的專業優秀女職人。需要的,是社會整體(不只是政府)能以平等的性別文化出發,思考家庭生活與勞動力市場兩者間的平衡,不僅針對女性同是也針對男性,在公司、在社區、在教育體制中發展出完善的各項制度,並且努力改善傳統性別的刻板印象。
今年年初,荷蘭新聞興奮地大肆宣布,2013 年25-30歲的荷蘭輕熟女們,史上第一次賺的比荷蘭男人還多。當然類似的慶祝新聞,台灣也不缺:女性高普錄取率比男性高、女大學畢業生比例破新高…。我也和兩位教授時都分享了這則荷蘭新聞,結果兩個人竟然都以鼻孔輕笑的方式做回應,他們說,看看30到40歲的那群吧,那才是真的有了小孩的得要選擇的年紀。
※Hereby I sincerely thank to Professor Ruth Oldenziel and Professor Curt Rice for sharing their insights and stories with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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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or Curt Rice
Professor Ruth Oldenziel
 
 
註 1:荷蘭學術體系中包含:助教(tutor),講師(Lecturer),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 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 和正教授(Professor)。本文「教授」一詞意旨正教授。
註 2:2012 年主計處統計,超過一半的台灣女人工作
註3:荷蘭的全職與兼職職員的制度與文化和台灣不盡相同。在荷蘭許多工作職位是以小時數來算,全職跟兼職(part-time)職位則是以每週 35 小時做分界,薪資跟福利上並沒有太大的差異,私部門的全職薪資比兼職平均多 7%,公部門則是完全沒有差別。(資料參考:DutchNews
註 4:荷蘭友人認為荷蘭的兼職經濟模式事實上是過去 8 年荷蘭調適歐洲經濟危機多少發展出的特色,除了高比例女性兼職勞動市場,大家如果都少工作一點少賺一點,就可以少裁些人。
註5:
Dutch Kids Ranked Happiest in the World
How Dutch women got to be the happiest in the world

參考資料
N. D. van Norel (2013) Female full professors in the Netherlands: Differences between research areas. Master Thesis. Master Public Administration, Tweente University.

G. Wekker (2009) “Into the Promised Land? The Feminization and Ethnicization of Poverty in the Netherlands.” In:  Teaching Intersectionality. Putting Gender at the Centre. Teaching with Gender. European Women’s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Classrooms. publish by Advanced Thematic Network in Women’s Studies in Europe, Utrecht University and Center for Gender Studies, Stockholm University: 65-77. https://gallery.mailchimp.com/b191e660f005d37f84a4e431d/files/Teaching_Intersectionality_FULL.pdf

van den Brink et al(2006) Does excellence have a gender? A national research study on recruitment and selection procedures for professorial appointments in the Netherlands. Employee Relations 28(6): 523-539.

Kim Bo-eun (2013) Netherlands offers part-time employment model. The Korea Times 2013 Dec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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