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高教之適性發展：適誰的性、成誰的就？

荷蘭的學校近年也流行翻轉教室（flipped classroom），講求個體化教學，學校多配備有這樣的開放空間，讓學生討論、利用數位學習資源。（圖片來源：flickr# eriksimages）

荷蘭的教改雖然不像台灣那樣大張旗鼓吵得沸沸揚揚，近年幾次重大的變革仍讓「教育」這話題，不時搶佔在地新聞版面，不敢說自己全盤了解，但在荷蘭高教系統裡打轉了將近七年，站在講台的這邊，倒也看了些和以往學生身分相比十足不同的風景。

老實說，每次讀到一面倒讚揚荷蘭教育的文章，我都會微微的想翻白眼，我以為除非在體制裡的不同階段確實的當過學生，否則很難看出整個系統的優缺劣敗。曾經對荷蘭的高教體系羨慕非常，傳說是全公立大學，彼此不分排名各有特色，學校除特殊科系外也不挑學生，來者不拒，教育機會均等，技職和研究導向的大學各有擅長，學生會按照自己的興趣選擇未來的路，沒有傳統華人思想裡那種惟有讀書高的禁錮。我對此心神嚮往，直到自己用老師的身分走進系統來。

十二歲定一生？

荷蘭的教育原則上採適性發展，光是小學就有不同的教育法可供家長選擇，除了一般不採特別教育法或宗教意涵的公設小學，還有在台灣很熱門的蒙特梭利（Montessori教育）、森林小學、或台灣比較少提到的道爾頓（Dalton教育，註1），甚或是按蘋果創辦人Steve Jobs理念創設的實驗小學、宗教導向的天主教、基督教、穆斯林學校等等。不論教育法，各式學校多是公立，屬於義務教育的一環，四歲即入學，不需學費，但各校會依家長收入高低訂定一套贊助學校辦活動的收費標準。這樣多元的環境，表面上來看徹底實踐荷蘭人提供選擇自由的精神。只是現實世界裡的選擇，往往很難達到均等的公平。

也許可以這麼說，荷蘭小朋友一輩子的路，十二歲就決定了。不論教育法，多半的荷蘭小學生會在八年級，小學畢業那一年參加一次會考（Eindtoets Basisonderwijs，註2），會考的結果，傳統上決定每個孩子未來的路，是會讀普通中學、技職、專科或去當學徒。念的是怎麼樣的中學，則會根本性的影響可以念的大專院校，只有普通中學的學生畢業可以繼續念大學，要中途更換路線不是不行，只是有點難度。

這麼小年紀就一試訂終身的狀態長期為人詬病，去年政府於是延後了會考時間，學校的老師得先給予班上學生中學分發的建議，之後才進行會考，會考要是考得比本來分發建議的等級好可以翻案，要是考差了，則不會改變分發決定。換句話說，荷蘭升學改由學生八年的持續性表現來評斷，會考僅供參考，目的大概跟當初台灣取消聯考差不多，只是隨之轉嫁在家長和老師身上的壓力可想而知，大家對這件事情看法也不一致，今年第一次實施，教育部調查發現大部分中學都沒有遵守規定，公然違法要求看會考成績，或根本就還是按照會考成績分發。法令需不需要再修改，仍然在國會裡熱烈討論中。

位於阿姆斯特丹南邊的一間綜合高中，同時提供普通中學和技職課程的選擇，也是荷蘭第一間採蒙特梭利教學法的中學，在荷蘭，讓家長和學生自由選擇的教育方法，是適性發展的一環。（圖片來源：flickr#tvoe）

適性發展外表下的階級觀

我本來以為這個講求自由奔放適性發展的國家，並不會出現台灣那樣執著的追求排名。可實際上，排名是有的，成績就擺在那裡，不比簡直就是違反人性。當然很多家長並不在乎，更多在乎學校的教育風格適不適合自己的孩子，可是怎麼樣算是適性呢？就算不比排名，荷蘭社會裡頭的種族、階級區分還是非常明顯的。

既然小學的表現和成果，這麼關鍵性的影響未來的發展，小學的選擇便更顯重要，除了官方會統一公布各家小學會考的平均成績之外，還會順便公布畢業生未來進入各種體系的比例，我們一家剛搬到城中著名中東移民區裡的白人區的時候（是的，許多表面上和樂友善的市民，骨子裡的地域劃分是很明確的），鄰居便非常熱心的告訴我們，哪間小學實在過分「多元」（意指種族混雜，家長經濟工作背景相差懸殊），強烈推薦我們未來選擇某間稍遠但水準較高的小學，為了說服我們一家搞不清楚狀況的外籍人士，還順便補充說那個多元小學的畢業生，只有10%會上大學，只有10%啊，太可怕了。所以這個以為十二歲才要面對的教育戰，其實四歲就開始了。

多深入了解體系一點便會知道，對學區稍微有點認識的家長，其實都清楚哪間是白人區裡頭的黑學校（Zwarte school）、或黑區裡頭的白學校。黑白學校並非官方稱呼，只是民間通用，黑學校意指非白人移民比例超重的學校，通常教育水準比較差，政府會給額外的資源補助。學校害怕移民學生考試成績不好，會降低學校水平，公然拒收的新聞時有所聞。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心情，大概舉世皆然。

小學影響中學，中學決定高教系統，如果拿來和台灣的系統對比，那些登上全球排名的大學，都是荷蘭研究型的大學 （universiteit或university） ，內容和台灣一般普通大學相近，另一類型的應用科技大學（hogeschool或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則介於技術學院和科技大學之間，稍微可以清楚區分兩者的原則，大概是前者可以頒給博士學位，後者則不行。

高等教育區分的豈止研究與實用？

清楚區分研究型和實用型導向的高等教育，再將兩者和完全技術導向的專科分開，當然也是適性發展的一環。研究型不論學科，講求的是理論上的發展、科學的演進，是帶領社會進步的重要智庫；應用型則注重實戰力、專注直接解決市場問題，是體現社會進步的關鍵能量。然而隨著時代演進，這本來和學生水平、素質好壞無關的劃分法，漸漸出現改革的需求。

荷蘭政府近年大力推動提升應用型大學的教師水平，本來只需要大學畢業而重視業界經驗的門檻，逐年調高希望增加碩士和博士比例，教育部每年提供教師在職進修的資金，大量鼓勵老師們進一步取得更高等的學位；另一方面，研究型大學因為經費和大環境改變，純理論的研究空間受到壓縮，學校和教育部都鼓勵和業界結合的研究，顧問型的研究比例連年提升。去年，政府更開放讓應用型大學試驗成立「資優班」，讓本來四年的學程，得以壓縮到和研究型大學相比的三年內容，教程的設計團隊更大量採用有研究型大學教學經驗的博士。這一再使得兩者在教育發展的本質上日益接近。這和台灣幾乎就要斷定失敗的教改，豈不遙相呼應？！

原本意在提升教學品質的舉動，讓應用和研究型的大學分野越發模糊，不同體系出身的老師一下子換到另外一邊，因為習慣的教法不完全適用學生需求，再加上學生的中學教育，和其所受過的訓練，本來就因為教育目的不同而有差異，老師常常教得挫折，久而久之，更深根柢固地覺得應用型學生就是差人一截。本來應該要適性發展的分類，卻變得好像主觀認定的優秀學生，也就是那些擅長思考、比較聰明的學生就去念研究大學，思考不來的、不夠聰明的，才退而求其次去念應用型大學。

當年第一次到應用型大學代課，走進教室等了二十分鐘，只有一個學生勉為其難的來上課，是我生平頭一遭被學生放鴿子，受到很大的震撼和打擊。學習動機不夠強烈、自我放棄，常常是應用型大學學生讓老師頭疼的主要問題。（©梅格攝影）

階級意識普遍存在

表面上看起來接近的高教系統，本質上或許還保留了些許社會階級的意識，尤其是那些理論和應用分野比較模糊的學科，好比商學院，這樣的差異認定更是明顯。至少在我接觸過的兩間大學裡，研究型大學裡充滿白人、家裡環境都有一定水準，打工多半是為了自己興趣或額外開銷；應用型大學裡面充滿了二代或三代移民，白人比例相對低，打工很多是為了生活。政府實際統計的數據也接近這樣的觀察，當白人在高教和技職體系的比例接近1：1時，非白人的比例是1：2，特定族群好比摩洛哥或土耳其移民子女，則可以到達近1：4（註3）。

這樣的現象，其實很多荷蘭教育學者都研究過，牽扯的關係很多，部分可以歸因在小學老師容易在分發學生時，即使平日表現一樣，不自覺的將非白人移民歸類在應用而非理論取向的學校。而在體系裡，念研究型大學的孩子通常會被認為比較聰明、比較認真、比較自律，未來有比較好的發展，那些會收儲備幹部的大企業，也比較喜歡聘僱研究型大學畢業的學生；應用科技大學出身的孩子，雖然可能其實有比較豐厚的實習經驗，或是交換學生的異國體驗（我教的這所學校規定所有學生都要出去交換），著重在應用的課程，也讓他們比較有直接上手的實力，可是求職時，總有點自我定位的為難。整個高教體系正在慢慢美國化（或台灣化），越來越多的學生不明所以的念碩士，而念不了碩士的孩子，就悲催的覺得自己不如人（註4）。

也許這樣有點一偏概全，畢竟我也只看過兩間學校的學生，但在我動念想寫這篇文章之初，一直到完稿的之間半年，有四個讓我印象深刻的對話，也許，他們在某個層面上，凸顯了荷蘭教育發展正在經歷的尷尬轉折點。

對話一
「梅格，妳已經拿到博士學位了對不對？」科技大學的學生有天問我。
我答：「對。」
學生接著說：「那妳在這裡教我們不是很悲哀嗎？」
「為什麼？」我聽到這問題有點難過。
「妳不是也在大學教嗎？那妳為什麼還要在我們這裡教，這很悲哀啊。」這個每周要打工超過二十小時才足以生活的學生悠悠的說：「我本來以為妳是因為找不到別的工作才會來我們這裡，可是我看妳在大學也教啊，那妳來這裡，不會覺得很委屈嗎？因為妳要降低自己的水平來幫我們上課。」

對話二
我今年開始在科技大學的資優班上課，學生多半很認真積極，上課參與度很高，老實說，是我遇過最棒的學生。我和研究型大學的同事聊到這件事，他說：「妳這樣只是徒勞的，他們可能很有野心，但就是不夠聰明，梅格，妳不應該在他們身上浪費時間，他們永遠都不會成為那些真正突出的學生。」在座的另一位同事，以前也在應用型大學教，忙不迭地補充：「他們永遠都不會跟研究型大學的學生一樣好，這是天份問題，他們資質不夠，不要投資太多。」

對話三
教研究型大學的學生統計課，幾個學生在課堂上就那麼坐著看我，沒有動手操作，我靠近詢問他們是不是有哪裡不懂，一個學生回答我：「梅格 ，妳不是指望我們真的會操作這些東西吧？我的意思是，我們畢業之後，不會需要親自操作這些，我只要知道怎麼下指令讓別人去做就好了。」
我問他：「那是誰要做呢？」，他非常從容鎮定地回答我：「科技大學畢業的學生啊，我們是來這裡學科學、學理論的，我只要可以解釋給別人聽就夠了。妳也是研究型大學畢業的吧？這不就是妳現在在做的事嗎？妳當老師，也是只要足夠解釋給別人聽，讓別人去做就好了。」

對話四
和荷蘭朋友聊起小學畢業就要決定未來這件事情有點殘忍，十二歲的時候哪知道自己在做什麼、能做什麼呢？十二歲就被認定只能去當學徒，好像有點太早了啊。
朋友說：「當學徒怎麼樣？就算是掃廁所、清潔工這種工作，在社會裡也是很重要，總是要有人做啊？大家都想要當白領，誰來當藍領？」

每次結束對話，我心裡都有些哀傷且不安。把學生當笨蛋教，永遠只會教出笨學生。這個社會，的確需要各式各樣的人才，擅長手做的孩子，並沒有比較差。當然也的確有所謂天份這種東西，幫助孩子找到最適合自己性子、最能投其所好的環境，是荷蘭教育的初衷，也是每一個家長都滋念不斷的盼望，但社會現況離那理想境地，大概還有一段好長的路要走。我對這件事情的看法十足矛盾，我非常清楚明白自己的反應，突顯了我心裡階級壁壘分明的概念：的確，念技職怎麼樣，我為什麼要因此覺得分配不公平呢？但我也知道這本來就是一個世襲的概念，環境好的家庭可以給孩子的資源比較豐碩，有比較多的時間和注意挑選所謂適當的環境，然後他們的孩子相對就有比較高的機會，去完成社會主流的成就。

適性，是在適誰的性？成就，又是在成誰的就？

我覺得荷蘭社會和其他文化相比，對所謂主流的涵養已經相對寬容，在我周遭的朋友裡（當然因為我工作和居住地的關係，鄰居朋友可能也多半屬於同一個社會階層），其實很少聽聞對職業做出尊卑區別的批判。我親耳聽過大學教授坦然地說，自己的孩子雖然聰明就是不喜歡念書，去上技職學校有個一技之長就好，這樣也比較能體會學習的快樂；更聽過白人朋友堅持要把孩子送到黑學校，因為不但受政府特別關注而教育資源比較多，也可以提早讓孩子體驗到荷蘭社會真正的樣貌。大家都希望孩子好，但是怎麼樣算好，大概始終脫離不了階級和種族的窠臼：不就是因為有白人的優勢、有高等教育的背景，才可以這樣一派自若的做出選擇嗎？

我的爸媽都從事教職，自己在台灣沿著主流軌道一路走來，現在又在高教系統裡打轉，我當然非常希望自己的孩子接受良好教育，可是我也知道自己站在相對優勢的位置，永遠慨難體會其他人的掙扎。就像我一邊替科技大學的學生抱不平，卻也一邊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上所謂的「好大學」。剛開始當老師的時候，我以為教育的目的，是幫助學生追求更好的自己，打滾了幾年，我不確定那個所謂的自己，是不是其實出生就決定了，即使在這個自由奔放的國度。適性，是在適怎麼樣的性呢？這是我的荷蘭經驗。

註1：和蒙特梭利類似，道爾頓教育法也注重自我學習的獨立性，個人化教學，由學生來決定進度，但和前者相比，較沒有那麼強調特定教材和環境設計、也沒有提倡混齡教育。荷蘭小學多樣其實還有其他教育法，更多訊息可以參考這裡。

註2：從前會考（Cito Eindtoets Basisonderwijs，簡稱Cito）是由一間中央測驗公司（Central Institute for Test Development），所提供的標準化測驗，除了畢業會考，他們也提供其他每年度評量學生表現、教育品質的測驗。這個機構可以想成類似提供台灣全民英檢的語言訓練測驗中心這樣的單位，由於不是官方組織，並非強制參加，但多數小學都自願參與要求學生考試，政府也會依此結果為條件之一來判斷補助、規劃教育方針並公布相關數據給家長參考，多年以來，中學的選擇多半是按照Cito的分數來分發，中學，尤其是普通中學，也會要求學生提供成績單以辦理入學。
這行之有年的制度在今年起了變化，由2014／2015年度起，會考（Centrale Eindtoets Basisonderwijs）一律由教育部負責執行，全國小學生強制參加，但考試日期延後到學生已經按照平日表現成績由老師建議分發中學之後，結果僅供參考。

註3：荷蘭政府既然自己公佈數據，當然表示有注意到此現象，也有補助和教育措施來改善此現象。其實和鄰近國家相比，荷蘭對移民的教育注重程度，已經算是比較好的了，好比黑學校其實會得到比較多的政府補助，師生比也比別的學校好，就曾有黑學校的校長公開宣示，希望學校可以這麼一直繼續的黑下去，以爭取更多的資源，更多資訊可以參考這份報告；更多資訊則可以到荷蘭官方資訊網站查詢。
荷蘭也給各學校相對多的辦學彈性，雖然中學要分流，但前兩年學生也可以就讀不分流的高中，或同時提供技職和普通中學課程的學校，之後再針對學生適應表現，進一步選擇。

註4：這樣子明確的差別評價當然不是每個學科都這樣，本來就很應用導向的學科，好比設計、工程，應用型大學也有其優勢，只是仔細觀察，種族差異的影子還是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