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館中的亞洲意象:荷蘭黃金時代的異國風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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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井田柿右衛門瓷器。(圖片來源:History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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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講到荷蘭商人如何藉由國際貿易網絡,將亞洲的瓷器、漆器、絲綢與寶石帶進歐洲人的家庭。這些由亞洲遠渡重洋而來的新奇物件,如何影響荷蘭的藝術家、作家、出版商、科學家及收藏者的眼光,進而形塑出觀看圍繞著這些物品世界的新方式。這集下篇將從阿姆斯特丹的舶來品商店講起,環繞著荷蘭東印度商店的物質性設施、利潤、物品知識和東家的背景。
阿姆斯特丹的東印度商店
〈阿姆斯特丹的東印度商店〉這章的前言寫得相當精采,Jaap van der Veen從社會史的角度介紹阿姆斯特丹的舶來品商店,這種店主要販賣來自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物品(圖九)。1662年時,有位住在海牙的Adriaen van der Goes接獲住在維也納的兄長來信,要求幫忙替當時奧地利的著名將領兼收藏家的Archduke Leopold Wilhelm(圖十)購買一些珍貴商品。這封信透露出當時的這些買賣不是在海牙,而是在阿姆斯特丹。其中購買的物品清單包含有瓷器、漆器、瑪瑙、餐具、熱帶樹木、異國貝殼、活的紅鸚鵡、天堂鳥、名貴織布、藤手杖,甚至還有茶以及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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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九:阿姆斯特丹的東印度商店
右圖十:奧地利著名將領兼收藏家–Archduke Leopold Wilhelm
他所購買的這些物品都透過荷蘭東印度公司由亞洲運來。例如來自印尼帝汶島的檀香木可以做成各種香製品;瓷器及漆器來自中國及日本;而稀有美麗的天堂鳥則捕獲自新幾內亞。Adriaen van der Goes所進行的生意都是透過阿姆斯特丹的商人Pieter Ruttens。但我們不確定Ruttens在阿姆斯特丹是否擁有一間販賣舶來品的商店。但當時在阿姆斯特丹,上述許多物品已經可以在專門店裡買到。
商店的經營內容
然而,歷來有關這些物品的分布卻少有學者提到,更不用說販售這些舶來品有舉足輕重的東印度商店。就連詳細討論亞洲文化對歐洲影響,於1965年就出版的權威著作《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右圖),也幾乎沒有提到這些物品。Jaap van der Veen還提到,當時有許多資料記載在阿姆斯特丹出現的東印度商店,談論的內容包括商店的特色、經營者及經營方式。有些資料則透露出是哪些商人在買賣這些貨物,或者是特別談瓷器的販售者是哪些人。其中目前可考的瓷器銷售者至少有二十五人,他們早從1625年之前就已經在經營這項買賣。東印度公司的舶來品商店在阿姆斯特丹的出現,這在十七世紀初期的荷蘭或許是種新現象。但在其他地區,卻早有先例,像是葡萄牙的里斯本,在十六世紀中葉時就有一條街集中販售亞洲奢侈品的情形。同樣的,阿姆斯特丹也有這種類似情形,在Pijlsteeg的商貿大街Warmoesstraat約有十四間這種亞洲舶來品的商舖。
十七世紀初期,Barend Jansz. van Kippen是當時最重要的東印度商品貿易專家。他有個「Porceleyn」的外號,這來自於他所經手的商品多為亞洲瓷器。有一回,Van Kippen被一位知名收藏家的遺孀找去鑑定屋內私人財產的價值。這些物品包括有來自亞洲的瓷器、漆器及各種珍奇物品,像是由黑檀木製成的小木桌,鑲有珍珠母的紅漆器,以及各種武器如土耳其軍刀、東印度的盾牌、爪哇的匕首;或者是東印度的繪畫、陽傘、鍍銀的模型中國船,以及大自然的物種如天堂鳥、異國貝殼等。此外,他也曾被某將領委託代為物色瓷器,以作為贈送給鄂圖曼土耳其蘇丹的大禮。從這點來看,Van Kippen可視為是擅長辨識上述珍貴亞洲物品的專家。然而,對於許多與東印度密切聯繫,直接進行鑽石貿易的猶太商人而言,這種交易類型充其量是二手的活動(圖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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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來自亞洲的瓷器
店主的背景
Van Kippen在文獻中,常被描繪為一位磁器銷售者或者東印度物品的貿易商人,但卻不曾被稱呼為「店主」(shopkeeper)。一直要到十七世紀中葉,「店主」這個名稱才被視為是專業的稱號。當時資料顯示,最早這名稱的出現要到1652年時,文獻中提到與Andries Marcuze買的一棟房子有關。他與其妻經營一間商舖座落在Pijlsteeg商貿大街(圖十二)。雖然有資料顯示買賣磁器是他們的主要活動,但由於沒有遺產清單,我們現在很難知道是否店內的物品僅限於磁器。可知的是,他曾經有過一筆4800個茶杯的大訂單。
目前可以確定的是,在十七世紀前期,已經有東印度的商店出現。例如,1638年時,法國國王的母后Marie de Medici(圖十三)曾經拜訪這些商店,並詢問過店內櫥櫃中磁器的價格。在此之後,有些旅遊資料也透露出這些商店特色,例如英國著名作家及日記作者John Evelyn曾在日記描寫他的海外之旅時,說到他曾逛過阿姆斯特丹的商店,裡頭擺滿東印度商品及異國珍稀動植物,最後他買到的是一些貝殼及東印度的珍貴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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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十二:Andries Marcuze與其妻經營一間商舖。
右圖十三:法國國王的母后Marie de Medici
經驗的傳承
究竟這些東印度商店的店主是如何擁有這些珍奇物品的知識呢?
本章作者認為上述這種零售業一旦出現於十七世紀初期,就有可能透過東印度商店的店主或貿易商習得相關知識。有些人可能是在亞洲的荷蘭東印度公司任職期間,或是在那裡經商期間取得經驗。文中舉出Aernout Steen的例子,他於1657年時曾在巴達維亞待過,接受打算前往安汶的人委託,要求帶張東印度的櫥櫃回荷蘭。這種在巴達維亞所累積的經驗,必定有助於他日後在阿姆斯特丹的商業活動。有些東印度商店的老闆則透過紡織業樹立他們的專業。像是Jan Buijs,原本賣棉花為生,之後成為一位專門經手東印度商品的商人;到他1665年過世時,都一直待在阿姆斯特丹Pijlsteeg的東印度商店。
一旦當阿姆斯特丹的這些物品零售業成長到一定階段時,店主就能夠傳授他們的經驗給其他人。這種和想要學習經商之道的學徒簽訂契約的習慣,源起於十七世紀後半葉。像Bartelt Jansz. Bruilnvis,是一位經營印度貨物的商人。他在1664年時雇用一名十六歲男孩,答應會傳授所有關於經商的大小經驗,這時間前後長達六年。有許多店主在當時則有女性助手在店後頭打理一切,偶而也會幫忙記帳。
至於哪些人是上述商店的顧客?這一章也有所探討。事實上,由於這些商店的帳簿上並未註記顧客的身份資料,所以要很明確地知道這些人的背景並非易事。作者認為從交易的內容都是奢侈物品,可以合理推測這些人多屬於有錢的中產階級。然而,顯而易見的是,東印度物品的買賣不再只侷限於這一小搓人,而是有日漸普及的現象。這情形或許就像巫仁恕教授在《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中所說的,晚明的消費行為有從上而下擴散的現象。
舶來品的利潤
這些從亞洲傳入阿姆斯特丹的舶來品的利潤有多少?Jaap van der Veen提到,當時的交易資料顯示,兩個大型日本房間屏風,買入時要價200荷蘭盾(guilders),轉賣出去可達750荷蘭盾。此外,Van Mildert從一位荷蘭東印度公司商人Hendrick Hagenaer那買到一張日本的黑色漆器桌子。Hagenaer待在亞洲時,曾於1631至1638年間前往日本三次。沒多久,這位店主就以200荷蘭盾又賣給了Lpppes先生。
在文章最後,作者還提到當時的遺產清單,這讓筆者知道許多有關阿姆斯特單的東印度商品分類的細節。像是Adriaen Claeze. Bleecker於1664年去世時,留下詳細的清單。這裡頭有大量的瓷器,包括許多日本的款式。在此之前,荷蘭東印度公司大量運送中國瓷器已有數十年的歷史,但1650年代因政治因素輸出管道受阻之後,公司轉向日本。第一批來自日本的瓷器是銷往巴達維亞,時間大概在1650年前後,歷經十年左右的時間,這種轉運模式才逐漸上軌道。從遺產清單上來看,Bleecker擁有許多香料罐、茶杯、水平儀、胡椒盒、磁碗等。有關織品的清單裡則有棉布、絲綢、印度花布,其來源出自巴格達、越南、東京、日本、印度西部港口蘇拉特市以及中國。Bleecker還有兩個昂貴的日本櫥櫃(圖十四),分別價值300及150荷蘭盾。此外,他有1700根的藤條手杖,這在當時是相當普及的步行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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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日本櫥櫃。
透過本章荷蘭東印度商店各種層面的介紹,再搭配裡頭的各種珍貴物品圖像,讀者得以充分瞭解,十七世紀時阿姆斯特丹的商店主人的身份、收藏物品的種類、物品的原產地、東印度商店的學徒/女店員、物品知識的來源,甚至這些物品的利潤有多少等等。
看得見的城市:包樂史與卜正民
然而,若讀者嫌圖說比重過重,只看這七章的導讀加圖像還意猶未盡,想進一步對十七世紀荷蘭黃金時代的亞洲海域交流有更全面的認識,我建議大家去讀讀包樂史(Leonard Blussé)的《看得見的城市:全球視野下的廣州、長崎與巴達維亞》。
我曾經在該書導讀中提到:「我們可以用簡單幾句話涵蓋這本書的大意:『十七、八世紀季風亞洲區的三座港口城市:廣州、長崎與巴達維亞裡,東西方奇異地相遇了。荷蘭東印度公司帶來的歐洲貿易者,伴隨著中國海的私人貿易,進入東亞及東南亞。在這塊南中國海湛藍的水域裡,滿佈著來自各地的闖入者、散商、海盜、走私客,這種型態的貿易方式,後來影響了全球政治與工業革命,並揭示了全球發展的區域性影響。』」在包樂史的書裡,三座亞洲城市因荷蘭東印度公司而巧妙地被牽連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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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包樂史之後,卜正民(Timothy Brook)的暢銷書《維梅爾的帽子:從一幅畫看十七世紀全球貿易》將目光擴大到十七世紀的荷蘭本身,透過台夫特的繪畫來看當時的全球貿易。這本物品的交流史提到,十七世紀初,荷蘭人瓜分了原先葡萄牙及西班牙人掌握的中國瓷器貿易路線,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船隻從亞洲運回的瓷器,總數超過三百萬件。這些瓷器對歐洲人而言有如寶物,在歐洲,中國的物品帶來較大的衝擊。東印度公司運回歐洲的瓷器屬於虛榮性消費的昂貴商品,買得起的人屬於少數。受到這股中國瓷器風的影響,以往買不起的人,也開始購買一些台夫特陶工的仿製品。有關這段台夫特取代鹿特丹成為荷蘭陶業中心的故事,美國阿肯色大學歷史教授羅伯特.芬雷(Robert Finlay)的《青花瓷的故事》,有詳細的探討。他提到台夫特於1654年發生火藥爆炸,災後製陶業者進駐,開始大規模生產,後來這種瓷器被稱為台夫特瓷。此地取代鹿特丹之後,大量的產品終結從歐洲其他國家進口的瓷器。十七世紀中葉起,台夫特一連旺了十幾年。台夫特有現成的版工、畫工、印工、人力和靈感都不缺,題材又取自中國瓷、聖經、古典神話、紋章盾牌作為圖案藍本,每年約可燒出三十萬件作品。
結論:新研究與新觀點
然而,相較於上述這些補充讀本的詳細論述,《亞洲在阿姆斯特丹》畢竟是一本展覽圖錄,比較強調導覽功能性。除了每章的背景導讀可以增加我們對這個時期的歷史印象外,讀者還是可以根據物件的編號,逐一搭配物品說明,進行一次阿姆斯特丹的異國風情之旅。為了彌補內容的深度不夠,本書在文末,還收錄有數百筆的當代研究書目,提供讀者日後可以進一步的參考。其中,有幾本西文新書,相當值得關注:
  • 《中國的外銷陶瓷珍寶:從迪美博物館談起》(Treasures of Chinese Export Ceramics: From the Peabody Essex Museum, 2012)
  • 《荷蘭黃金時代的中國與日本瓷器》(Chinese and Japanese Porcelain for The Dutch Golden Age, 2014)
  • 《亞洲藝術與荷蘭品味》(Asian Art And Dutch Taste, 2014)
  • 《亞洲的間接荷蘭藝術與物質文化》(Mediating Netherlandish Art and Material Culture in Asia, 2014)
  • 《創造異國情調:地理、全球化及歐洲的前近代世界》(Inventing Exoticism: Geography, Globalism, and Europe’s Early Modern World, 2015)
這之中讓我最感興趣的是後面兩本跨文化交流的最新研究成果。Benjamin Schmidt的《創造異國情調》引用大量的歷史、文學、科學及藝術材料,去描繪歐洲這種歷來有活力且持續不退的的全球探查精神,這開創出我們現在的異國情調與全球化觀念。在十八世紀前後,歐洲的市場充斥著描繪非歐洲領域的著作及製品,像是海外國度的歷史及民族誌、旅行敘事與裝飾地圖等等。作者提出前近代的異國風華的形式如此受歡迎,擁有廣大市場,其源頭並非來自倫敦及巴黎那些有擴張心智的帝國主義者,而是來自於荷蘭那些一間間的獨特工作室。
相較於大家將焦點放在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歷史與社會經濟的影響。Thomas DaCosta Kaufmann和Michael North合編的《亞洲的間接荷蘭藝術與物質文化》,則強調一般學者較少關注的課題,那就是公司對亞洲藝術與視覺文化的重要影響。書中匯集不同學者的論文,探討課題有:殖民者與在地人的荷蘭及中國藝術、日本的荷蘭熱、波斯國王宮廷中的荷蘭畫家等等。這些文章對於十七世紀荷蘭的視覺文化及透過公司傳遍亞洲的各種發展,提出新的見解。
有了上述這些十七世紀荷蘭黃金時代各種研究的加持,更能凸顯出《亞洲在阿姆斯特丹》透過物品來講歷史的重要性。閱讀這些故事,我們可以得知的不僅是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故事,更是亞洲的故事,甚至全球的故事。這趟荷蘭黃金時代的跨國之旅既有宏觀也有微觀,結合了物質文化與全球史研究的特色,這是十年前我讀英國史家Simon Schama的文化史經典《富人的困窘:黃金時代的荷蘭文化的解釋》(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 An Interpretation of Dutch Culture in the Golden Age)所未曾有過的體驗。

 

本文獲故事授權轉載,原文於此

 

作者介紹 蔣竹山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兼任人文社會學院大眾史學研究中心主任。主持熱門網站「新文化史部落格」及臉書粉絲專頁「台灣歷史評論」,並擔任蔚藍文化「大眾史叢書」主編。著有《當代史學研究的趨勢、方法與實踐:從新文化史到全球史》(五南,2012)、《島嶼浮世繪:日治臺灣的大眾生活》(蔚藍文化,2014)、《人參帝國:清代人參的生產、消費與醫療》(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裸體抗砲:你所不知道的暗黑明清史讀本》(蔚藍文化,2016)。目前除了在進行東亞生活史四部曲的書寫外,另執行的研究計畫有「《燕行錄》裡的中朝醫藥交流」及「味素的全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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