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的戰役：荷蘭文學中的二戰

《安妮的日記》是二戰文學的濫觴。圖為位於阿姆斯特丹安妮之家外的紀念雕像。（來源：flickr#Radio Nederland Wereldomroep ）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距今已近 70 年。這漫長的 70 年裡，二戰一直是許多荷蘭作家心中不朽的主題。這個主題的書寫除了創傷回顧、心境處理並發人深省以外，對文學的發展最大的影響莫過於脫離大敘述、走向小敘述，同時給了許多作家創作的泉源。正如亞里斯多德所說，悲劇有一種淨化人心、洗滌塵埃的作用，二戰在荷蘭文學中也幾無例外地被當成悲劇的客體來處理。

整體而言，五十年代是荷蘭二戰文學的開端；但在後人歸類的二戰文學中，《安妮的日記》（Het dagboek van Anne Frank）似乎才是真正的濫觴。原籍德國、具猶太血統的十五歲女孩安妮，幾乎可說是最知名的二戰受難者之一，她躲藏在阿姆斯特丹時用荷蘭文寫下的日記，至今仍是世界最知名的日記體裁作品，而且已被翻超過 70 種語言。

然而，出版這本日記並非安妮本意；日記只是她的心情園地，而且她曾明確表示不想讓任何人看她的日記。但因為她在日記中多次自陳想成為作家的意願，二戰甫結束，安妮的爸爸便試著出版這本書。起初並未引起廣泛的注意，直到 1947 年，日記才以《密室》（Het achterhuis）為名真正在荷蘭出版。1950 年以後，這本書出現了法文、英文和德文版，安妮的日記也漸漸打響世界知名度。

關於這本書的評論極多，但最一針見血的莫過於美國前第一夫人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的「她（安妮）喚醒我們的冷漠的愚蠢」一說。安妮的日記背後雖代表一個沉痛哀傷的故事，但她的筆觸普遍被認為相當勵志，在二戰文學作品中這個特質其實並不多見。安妮在 2004 年獲選為「最偉大荷蘭人」，從她的日記表現出的胸懷來看，這頭銜也是當之無愧。《安妮的日記》為荷蘭日後的二戰文學定下一個基調：幾乎都是小敘述。

五十年代荷蘭文學出現了另一本書《苦悶的草葉》（Het bittere kruid），這本由猶太裔作家敏柯（Marga Minco）所寫的自傳體小編年，被認為是歐洲二戰文學的代表作品之一。該書寫法隱晦保守，但相當打動人心，如婦女討論黃色的猶太星星要怎麼縫在大衣前才好看，實是良家婦女的有苦難言；還有猶太小女孩接到控管令被迫離家以前，邀請鄰居小朋友來拿走需要的東西的場景，全書中作者都沒有加諸任何價值判斷，但只以難以言說的苦悶和荒謬，絮絮地講著大時代下綿長的小故事。

七十年代荷蘭文學中巨頭中，穆里施（Harry Mulisch）和赫曼斯（Willem Frederik Hermans）兩人是二戰文學的翹楚。穆里施曾說，「二戰永遠是創作靈感的泉源。除非第三次世界大戰出現，我們才有辦法停止書寫二戰的故事。」他也終其一生將這句話奉為圭臬。當然，他最知名的小說《暗殺》（De aanslag），也稱得上是一部二戰小說，道盡戰後倖存小人物的孤寂。這本書在八十年代出版後紅極一時，也為他奠定荷蘭文學國寶的位置。

至於赫曼斯，他早早就受到二戰啟發，分別在 1949 和 1952 年出版了《相思樹之淚》（De tranen der acacia’s）以及《避難屋》（Het behouden huis）兩本心理小說，都深刻反省並探討了二戰傭兵、逃難與存在的意義，而《避難屋》更可說是赫曼斯的成名作，也是他引起最多討論的作品，同時更曾被穆里施批評太過虛無、空幻。

戰爭的山河變色是書寫的最大動機之一。圖為鹿特丹被轟炸後的樣貌。（來源：flickr#Geschiedenis van Zuid-Holland ）

除了上述三位名家以外，七十年代另一本值得注意二戰小說是楊‧特勞（Jan Terlouw）所寫的《戰爭之冬》（Oorlogswinter）。對當代讀者來說，《戰爭之冬》比較知名的應該是2008年上映的同名翻拍電影。這本書講述一名小男孩 Michiel 在戰爭行將結束時的意外遭遇，包括村長爸爸被納粹處死、姊姊和英國大兵私奔，以及最後發現自己的叔叔是叛徒等。

正如電影的結局一樣，Michiel 在眾人歡慶二戰結束時，只有一絲絲的欣喜，更多的是對自己家庭的破碎感到悵然若失，並猛然體悟到自己已經成長，這些都充分表達出作者對大時代下小人物際遇的感嘆。

當前中生代的荷蘭作家當中，最常處理二戰題材的小說家首推德溫特（Leon de Winter）。1954年才出生的他，出身猶太家庭，父母都是二戰倖存者。他也理所當然地被歸類為「第二代」作家。同樣屬於第二代作家的還有亞農‧赫潤貝格（Arnon Grunberg），他也出身猶太世家，媽媽是奧許維茲集中營倖存者；他的寫作風格極具爭議，但創作方向較為多元，除二戰主題外也擅長描寫異文化間的衝突。

不過，到了九十年代，已經有許多人注意到二戰這個主題似乎已顯得浮濫。最明顯的案例是 1995 年的年度圖書周活動。當年活動主題是「解放五十年」，可是完全吸引不了民眾參與；而當年的圖書週禮物書作家正是德溫特，他的禮物書內容過度渲染二戰主題，讀者幾乎看不下去。荷蘭電影導演提奧‧梵谷（Theo van Gogh，1957-2004），之後在一本電影雜誌中撰文指出，德溫特這種作家持續炒作二戰來賣書，簡直是踐踏六百萬猶太人的靈魂。德溫特一怒之下反告提奧‧梵谷毀謗，最後法院判決提奧‧梵谷要賠償德溫特一萬歐元。這場鬧劇還僅只是近代二戰文學的窘況一景。

鏡頭回到 1995 年的圖書週活動。這次活動可說一片慘敗，整個活動只有圖書週散文比較成功，是由揚‧沃克斯（Jan Wolkers）所寫的《黑色解放》（Zwarte bevrijding）。裡面提到了二戰倖存者們的陳腔濫調，更批評了嗜血的人性，如解放後眾人將戰前與德國人相好的女人揪出來羞辱，和黑死病時代公審巫婆幾無二致。

因為這些事件一連串的出現，九十年代也才比較有作家敢跳出來說，二戰不過就是某些作家們的遮羞布，因為他們除了戰爭的戲劇性可以一再炒作之外，已別無所長。所有的批評聲浪中，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女作家杜拉赫（Jessica Durlacher）的言論。她也是戰後出生的二代作家，更是德溫特的太太；但她本身卻非常憎惡不斷取材大屠殺或二戰並寫成歷史小說的行為，並稱之為「喪盡天良」。

杜拉赫曾大範圍批評了包括《辛德勒的名單》等二戰相關賣座電影，再怎麼賺人熱淚，「通通都不會是原創的」。她認為，經歷過戰爭不等於裡頭全部的東西都要挖出來寫成小說，如果總是來這套，「那就像小男孩把床邊鬧鐘拆掉再裝回去一樣」，了無新意。

儘管如此，到了二十一世紀，想寫二戰的作家還是會繼續寫。身為荷蘭文學國寶之一的穆里施當仁不讓，在 2001 年寫了一本叫《希福瑞德》（Siegfried）的小說，這也是他最後一本小說；內容描述一名叫作希福瑞德的七歲小男孩其實是希特勒私生子，希特勒將他托給私交甚篤的一對男女撫養；但隨著納粹的崩毀，養父母最後奉希特勒之命殺了希福瑞德。這本書除了顛覆歷史時空的手法令人耳目一新之外，最震撼的部分是書中主人公想透過這對養父母更了解希特勒，下場卻是開了竅的混沌，過於驚駭而死。

2006年，二戰熱潮透過史潘克（Laurens Abbink Spaink）的《黑皮書》（Zwartboek）達到二十一世紀的第一次高峰，加上同名電影的推波助瀾，二戰裡的背叛、同胞情誼與欲望再度躍然紙上，最終又是一個二戰主題的文創成功案例。

穆里施生前在德國法蘭克福書展中受訪 （來源：flickr#Blaues Sofa ）

隨著穆里施在 2010 年逝世，荷蘭二戰文學經過了近七十年馬不停蹄、喋喋不休的發展後，似乎也暫時告一段落。僅管這個主題從當年的創傷回顧，到今天的平淡乏味，反差之大已足以說明這個文類在荷蘭文學中，其實鋪下了深厚的底蘊。人們常說，歷史可以被原諒，但不能被遺忘。文學碰上歷史卻面臨另一個問題：你覺得同一個歷史主題寫得夠好，就可以繼續再寫嗎？那你也許站在穆里施那一邊；還是你覺得無論如何都應該告一段落呢？那麼杜拉赫比較接近你的心聲。

至少，從這些豐富的二戰文學作品中，我們可以歸結出一個結論，就是只要本著對人性的關懷和對過去的慎重，那麼一個再怎麼古老的文學命題，都可以持續獲得發展茁壯的養份。

想進一步瞭解荷蘭二戰文學，請參考「TJ的閱讀記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