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哲學?荷蘭除了腳踏車之外的另類世界最強大(2/2)

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TU Delft)一景。(圖片來源:flicker#Ruud Cuypers
荷蘭這樣一個小小國家,卻擁有一個引領國際潮流的學術領域——技術哲學(philosophy of technology)。我們已經在上篇文章看到,技術哲學的傳統是什麼,荷蘭又是如何轉化這個傳統,並成就今日亮眼的學術表現。那麼,究竟荷蘭的技術哲學了說什麼?可以怎麼幫助我們思考技術與社會的關係?在下文中,我將簡介荷蘭技術哲學的思考內涵,及其值得台灣社會借鏡之處。

先行閱讀技術哲學?荷蘭除了腳踏車之外的另類世界最強大(1/2)

荷蘭技術哲學究竟說了什麼?
雖然湍特大學(Twente University)與台夫特大學(TU Delft)同為技術哲學的領頭學校、荷蘭學派的一員,但兩者的研究取向並非一致(註 1)。TU Delft 的取徑經常被稱為工程導向(engineering-oriented)技術哲學,主要專注於探討工程本身的思考/推理(reasoning),例如KroesMeijers兩位學者認為科技製品(technical artifact)具有雙重特性,其一是物理結構上的,包括元件組成順序與位置安排、物質的自然原理和法則…等;其二是功能上的,包括產品的預定用途、使用者設定與市場…等,而工程設計的思維就在於彌補兩者之間的鴻溝,同時權衡當中的利弊得失。
不難看出,工程導向技術哲學十分類似早年的樂觀派,主要看重技術的工程面向,並且認為技術是一種不同於科學的認識論。這個渠徑比較具有學院派的分析風格,有些學者甚至宣稱在弄清楚工程設計的思考模式之前,沒有必要(也不能)討論科技與社會兩者的互動關係。
相較於TU Delft,Twente的取徑則被稱為社會導向(society-oriented)技術哲學,目前在荷蘭學派中較佔主導地位的。不同 TU Delft 傾向聚焦在工程本身,Twente 將學者多將重心放在科技與社會兩者的交互影響。例如,科技中介論(technological mediation theory)認為技術一方面是人類介入自然的方式,但另一方面也影響人類如何認識世界與採取行動(註 3)。比如說,產檢超音波不是單純地呈現胎兒在母親子宮內的景象,同時也會影響父母對於胎兒的感知,以及胎兒與母親的地位(胎兒成為醫療視覺中被評估的潛在病人,而母親則被看作是背負提供養份責任的容器),而本來不是爭議也沒得爭議的問題——胎兒有基因疾病是否應該墮除——如今變成一個十分敏感的道德話題與選擇負擔。由於胎兒缺失比以往更容易被看見,有些學者因此認為產檢超音波將會導致墮胎數量增長,然而從科技中介的觀點來看,因為超音波技術看見胎兒,同樣可能加深雙親與胎兒之間的情感連帶,反而更難做出墮胎的決定(註 4)。從此例子看出,社會導向的技術哲學不意味著過去悲觀派的論調,而是認為,技術與許多所謂的社會範疇——例如道德、權力、民主——兩者乃是相互構成的(co-constituted),不同的科技發展與不同的社會樣態相伴而生,與其直接追問科技「是什麼」,不如藉由討論科技「(在社會中)能做什麼」來提供答。
結語:荷蘭技術哲學的啟示
荷蘭對於技術哲學的重視,以及荷蘭技術哲學的內容,對於台灣而言頗有雙重意義。首先,作為地峽人稠又深受自然災害(淹水)所苦的小國,荷蘭清楚明白科技是他們必須極度仰賴的工具(看看科技大學在荷蘭的地位何其重要就可得知一二),就連看似自然的花卉(鬱金香)產業也都奠基於超強的培育與物流技術之上。在這樣的情況下,對於技術進行深入思考是必須甚至必要的,唯有仔細洞察技術與社會的關係、提供一個規劃科技社會發展時得以依循的視角,一個社會或國家的未來才不至於陷入科技與社會兩者的分崩離析與敵對狀態。
對於台灣社會來說,這個態度更加值得關注。台灣長期以來存在一種我稱為「錄音帶現象」的狀態:科技領域有其專家與知識,擅長提供科技解決(technological fix)方案,而社會領域亦有專家與知識,擅長提供社會解決(social fix)方案,然而在面對同樣的社會問題時,這兩個領緒就像一捲錄音帶的 A 面與 B 面,雖然同在台灣這張專輯名稱之下,但兩者既不連續也不清楚彼此,更遑論攜手合作。就像荷蘭技術哲學家經常遊走於設計與工程的學界和業界一樣,台灣,也需要發展技術哲學來橋接長期分裂的科技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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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需重新找到科技定位的台灣社會。(圖片來源:Jonathan Chen, CC BY-NC-SA 2.0)
再者,除了需要技術哲學這個領域之外,台灣或許也需要類似荷蘭技術哲學的理論態度。荷蘭深知以自身條件無法放棄科技,所以他們並不強調拋棄科技來保護或順應自然,也不訴求全然的安全無虞;相反地,他們在自然與技術中找尋一種協調的方式,也願意接受一定程度的技術風險。
很多人把荷蘭近年「還地於海」的政策理念詮釋為一種回歸自然的環保態度,然而實際上還地於海的成功基礎正在於更精確的科學規劃與技術設置——這個被保護的自然與技術相伴而生。對於近年瀰漫反對科技發展氛圍的台灣社會來說,荷蘭技術哲學的理論態度或許更為「務實」——避免直覺式地以社會範疇之名來為科技發展劃定警戒線,一旦科技越線便群起攻之(例如台灣許多科技抗爭中常常訴諸「預警原則」),而是仔細觀察和思考科技與社會的共同發展(註 5)。換句話說,當在討論價值問題——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形成什麼樣的社會——之時,我們必須考慮科技可以扮演何種角色,而不是將它排除在選項之外。
上下兩集總共不足四千字的短文,很難完整交待技術哲學的發展歷史,以及荷蘭學派的學術位置和理論蘊含,但希望至少能夠提供一個粗略但輪廓還算清晰的圖像,足以瞭解荷蘭有個領先全球的學術領域叫做技術哲學、這個領域的大致內涵為何、以及這個領域對於台灣的意義和啟示。台灣不一定要學習荷蘭,但卻有必要理解這個國家有何值得學習之處。如果你/妳對技術(工程、設計)和哲學同時感到興趣,歡迎前來荷蘭看看。

註1:請見 Brey, P. (2010).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fter the Empirical Turn. Techné: Research in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14(1), 36–48.
註2:Kroes, P., & Meijers, A. (2002). The Dual Nature of Technical Artifacts: Presentation of a New Research Programme. Techné: Research in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6(2).
註3:Verbeek, P.-P. (2005). What Things Do: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Technology, Agency, and Design. (R. P. Crease, Trans.).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註4:Verbeek, P.-P. (2008). Obstetric Ultrasound and the Technological Mediation of Morality: A Post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Human Studies, 31(1), 11–26.
註5:洪靖(2015),〈道德的技術或技術的道德:評 Verbeek’s Moralizing Technology〉。《科技、醫療與社會》2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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