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荷蘭遇見台灣人：荷蘭社會中的多元文化主義和移民政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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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世界的窗口：臺灣留荷學生
如果說荷蘭有個城鎮，是臺灣走向新世界的窗口，那麼這個城鎮非萊登（Leiden）莫屬了。

十七世紀荷屬東印度公司在臺南安平建立了貿易中心，荷蘭駐臺宣教士為了傳教並協助政務推行，努力學習當地語言，並且以羅馬字教導當地西拉雅原住民書寫自己的語言。1636年，荷蘭人更在新港社開辦了第一所學校。而這些在臺灣從事教育工作的宣教士，正是來自於荷蘭萊登大學神學院的畢業生。

四百年後，萊登大學依舊是臺灣學子走向世界的一扇重要窗口。不同的是，當年是萊登大學將世界帶進臺灣，而現在則是臺灣學子直接開拔至萊登，找尋那扇通往世界大門的鑰匙。

2007年第四屆「總統文化獎－百合獎」的得主江樹生教授，當年即是遠赴荷蘭萊登的學子之一。1975年，年屆四十的江樹生教授，為了挖掘研究那遺留在故紙堆中的臺灣史，替蒼白的臺灣史進行補白，即毅然決然留下妻子與三名幼子，隻身前往荷蘭萊登大學修習古荷文及荷語。這一去便是三十四個年頭。江教授耗費半甲子的時間駐留北國荷蘭，也譯注出三大冊的《熱蘭遮城日誌》，為當代研究古臺灣歷史的學者，舖埋下最基本與重要的入門踏腳石。此外，目前全心地投入臺灣偶戲文化的保存與發揚事業的羅斌博士（Robin Erik Ruizendaal），也是畢業於荷蘭萊登大學中文系的荷蘭人。

儘管荷蘭是在臺灣首度辦學的西方人，然而身為歐陸小國的荷蘭，一直遠非當代臺灣人的主要留學國家。這當然與過去臺灣教育部公費留學「重美輕歐」的走向有關；而1984年之後，即使教育部因應「歐洲共同市場」的成立而規畫了「碩士後赴歐」的公費留學名額，增加的留歐人數也始終集中在英、法、德等大國。當然，這與各國學校的學制年限（例如英國的碩士學位一年即可取得）、學費高低（例如德國教育幾乎是零學費）以及財務政策（例如英國某些大學以高額學費狂收海外留學生填補財務缺口）息息相關，而荷蘭的學費和生活花費高、留學年限長、入學門檻高，因此即使有優良的學術傳統，依舊缺乏足夠的留學吸力。

然而，由於網際網路等新科技帶來的資訊可及性大幅提升，讓英語也能通的荷蘭大學教育，成了用英文撰寫論文的新選擇地，於是近年留學荷蘭的人數便呈現大幅攀升。根據教育部的統計，1988~2004年，臺灣留荷總人數只有147名，平均一年不到9名。但到了2007年，該年度留學荷蘭人數已經成長到260人之多。再加上到荷蘭攻讀博士的外國人拿的是工作簽證，實際留學荷蘭的學生很有可能更多。

江戶時代的日本，便是藉由荷蘭這個窗口，不斷將西方的學術、文化和技術輸入日本，成就了「日本蘭學」。至於「臺灣蘭學」，除了四百年前荷蘭宣教士在臺灣的識字教育和辦學，以及現代留學荷蘭的意義，二戰之後臺灣的各種工程建設裡，也少不了「蘭學」的貢獻。

以高雄港為例，高雄港今日能成為亞洲大港，甚至曾飆上世界第三大貨櫃港口，實乃得力於1958年高雄港十二年擴建計畫所打下的基礎。該計畫是戰後高雄港第一次有規模、有方針的發展方案，而此後的高雄港，也就是隨著這個擴建計畫的思維一直發展下去。

擴建計畫是先以港灣濬深與擴建來增加碼頭船席，再以挖出的廢泥回填造陸，闢建成加工區和各項工業區用地，舖埋下高雄港戰後發展的最重要基礎。當時臺灣政府的技術官僚不可能有這般知識跟遠見，而事實上，這也的確是學習自鹿特丹港口填海造陸、進而發展出重要工業活動的經驗。

那時，世界銀行委聘荷籍港埠專家里塞拉達（T. J. Risselada），親赴高雄港為其建設與發展進行了詳盡考察，並對港灣擴建與周遭工業區的設立提出前瞻性的擘劃。除此之外，臺灣政府也曾派赴各級公務員至荷蘭學習考察。1949年，美國駐華安全分署就曾補助高雄港務局副工程師林憲章至荷蘭針對海港工程進行為期一年的學習與考察。林憲章工程師的荷蘭考察以及里塞拉達的擘劃，讓高雄港的戰後發展軌跡鑲嵌著濃厚的荷蘭知識與特色。

「中華民國」在荷蘭：老僑民
事實上，相較於日本與美國，臺灣人在歐洲各國的現身算是晚近之事。1960年代，臺灣留歐學生開始增加，在法、比、德、奧等國的名大學約有20~30位。1971年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次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之後，歐洲國家除了梵諦岡，皆一一與臺灣解除外交關係。當時關心臺灣前途的歐洲臺灣留學生紛紛成立「臺灣同鄉會」，關心起臺灣的前途。不幸的是，國民黨政府在保釣運動之後，利用海外「職業學生」加緊力度控制海外留學生，而參與「臺灣同鄉會」的留學生則陸續被列入黑名單而無法回到母國臺灣。於是，他們從歐洲留學生短暫的居留身分，被迫成為長期的移民身分。

然而，由於當時荷蘭鮮少臺灣留學生，遑論臺灣同鄉會之類的學生組織，因此，荷蘭的臺灣長期移民中，就沒有法、比、德等國這種從黑名單留學生轉變成的移民。有趣的是，拜此種歷史機緣之賜，據說海外各種臺灣人組織的命名方式，其實便隱含了某種身分認同：取名為「同鄉會」或「臺灣協會」者，對臺灣國內的政治與社會議題有高度專注，並通常認為自己是「臺灣人」；而以「鄉親會」為名者，對臺灣政治與社會議題則相對冷感，並傾向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倘若真是如此，海外臺灣人組織的命名政治學，的確值得細究一番。

根據有限的荷蘭官方資料，1973年，荷蘭華人手持中華民國護照者，男性有205名，遠高於女性的85名，總共290名。然而，從1995年起到2006年為止，臺灣淨移入荷蘭的總人數已達2341名，當中男性有986名，低於女性的1355名。其中光是2006那年，手持中華民國護照居留在荷蘭的人數就有1220人，當中男女分別是510人與710人。

這些統計數字背後其實隱藏了一些相當有趣的訊息。首先，在1973年以中華民國國籍留居荷蘭者，未必是出身臺灣的臺灣人，因為在1972年臺荷斷交之前，中華民國政府以「自由中國」為名，並以唯一合法的「中國」政府自居，更是海外所有「華僑」的唯一與合法代理母國。因此1970年代以前，在荷蘭手持中華民國護照者，可能是來自中國大陸、香港、澳門、越南、印尼或者世界其他地方的華人，而非出身臺灣的臺灣人（Formosan） 。

1980年以旅遊名義進入荷蘭並就地展開打工與生活的阮世元，即是這樣的個案。阮世光的父親乃是中國國民黨的軍官，在國民黨政府流離至臺灣時，他們一家便滯留香港。身為忠貞的國民黨黨員，阮世光自然也就成了國民黨在香港的活躍分子。然而，政治敏感的阮世光早一步察覺到香港可能會回歸中國，便動身離開香港，以免未來受到中共整肅。

其次，1970年代荷蘭手持中華民國國籍者男性人數高於女性，主要則跟當時荷蘭華人移民的黃金潮有關。1962年之後，中國難民上演了一齣湧入香港的「大逃亡潮」，再加上當時香港新界農民受到泰國與越南米進口的衝擊，以及1967年的「香港暴動」，歷次累積的不安能量最後在1970年代石油危機一次爆發出來，終於促成香港基層華人以及海外華人再度移民，當中便有有一批華人大舉移入荷蘭。當時，港人手持英籍香港護照，出入境容易，所以他們大多是以旅遊身分在法國或比利時入境之後輾轉來到荷蘭。當時在荷蘭工作相對容易，廚房新丁每月薪資高達600荷盾，包吃包住，不但比香港收入高出數倍，與當時臺灣薪資的差距更高達六倍之譜。

反觀1995~2006年，臺灣淨移入荷蘭的總人數中，女性比例高於男性，合理的斷定是，臺灣女性與荷蘭男子的婚姻移民居留，已成為臺灣人在荷蘭的主要型態社群。

此外，海外華人、手持中華民國國籍的「華僑」與臺灣人的身分界定與認同一直處於混淆和混亂狀態。跟隨國民黨撤退到臺灣的軍眷或第一代外省老兵，在臺灣戒嚴時期相對之下較有辦法移居海外。這群人在臺灣生活的日子比起他們在中國或荷蘭都更為短暫，而這群從中國轉抵臺灣再移居荷蘭的「中華民國老華僑」，亦成了旅荷「臺灣人」中的特殊族群。

據說這些出身浙江軍中的「中華民國老華僑」是屬於陳誠的派系，後來陳誠失勢，且沒多久便故亡，再加上「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號召在年復一年的空等下，反攻大陸成了無望夢囈。這些失去前景的官兵便在中華民國仍是「合法中國」唯一代理前夕，透過關係到歐洲邦交國家的中華民國大使館擔任廚師工作。隨著歐洲邦交國一一離棄中華民國而去，這些大使館廚師也就留在荷蘭經營餐館之類的工作。

海牙唐人街

2009年2月初，這些中華民國的老僑領便在「思鄉情切」或大一統觀念的驅使下，於荷蘭海牙召開的「臺灣第四屆全球僑務會議後續說明會」中提出如下建議：「中華民國」僑團與「大陸」僑團應該走在一起合辦活動，以營造「兩岸僑團合流」的氣氛。這些荷蘭「中華民國老僑領」大多出身中國浙江，隨著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從浙江溫州、青田大量湧進荷蘭打工和開設餐館，並成為中國荷蘭大使館在荷蘭當地的重要領袖，因此就形成了一種「中華民國老僑領」以「浙江人」身分嫁接至中國的國族想像，甚至還會出席中國大使館活動。或許這些老僑領所廝守的記憶夢境，是「曾在中國」的中華民國，而非「已在臺灣」的中華民國吧！

Formosan@Holland
當臺灣已在太陽的管轄之下，荷蘭還在月亮的呵護之中。臺灣與荷蘭之間無預期的交叉，已從那四百年前沒有預約的邂逅，跳躍到1980年代以潛艦牽起的奇緣。從尾隨梅花鹿身上的斑點，到循著潛水艇的聲納而至，那來自東方福爾摩沙的人們，仍在這片覆滿著鬱金香的土地上找尋著商機、追隨著愛情與挖掘著「蘭學」呢！

作者介紹 陳奕齊
荷蘭萊登大學政治經濟博士候選人。

本文由前衛出版社授權轉載。原文出自於陳奕齊，2011，〈在荷蘭遇見台灣人：荷蘭社會中的多元文化主義和移民政策〉，載於《新荷蘭學：荷蘭強大幸福的16個理由》，台北：前衛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