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哲學?荷蘭除了腳踏車之外的另類世界最強大(1/2)

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人工技術物(artifact)的環境。(圖片來源:flicker#Dave Wilson
荷蘭,這個只比台灣面積大一點國家,在國際上有許多傲人的學術成就,例如大家經常的聽聞的單車交通規劃與水利防治工程。在這些亮眼的建設規劃背後,荷蘭對於科技、技術與社會如何共同發展的思考之道又有哪些不同之處?這裡要向大家介紹一個鮮為人知,但卻引領國際潮流的荷蘭學術領域——技術哲學(philosophy of technology),同時稍加討論這個研究領域對於台灣的可能意義。
技術哲學——到底是要幹嘛啦?聽起來就是個讓人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的學科啊!每次向人提到我目前正在攻讀技術哲學,很常見到一臉疑惑或者很囧(呃…)的表情。跑到荷蘭學習哲學已經有點奇怪(我一直沒找到台灣來荷攻讀哲學的前輩),更何況前面還加上「技術」兩個字!為了更清楚理解荷蘭在這個領域的獨特之處,我們首先必需先瞭解一下什麼是技術哲學。
「技術哲學」是在討論什麼?
由於古代哲人在思考與論辯中強調智性/知識在思考與論辯上的重要性,有意無意地,著重手工與製作的「技術」(Techné)也漸漸被排除在哲學各種思考主題之外。一直要到 19 世紀中期以後,「技術」才逐漸成為哲思主題之一,哲學家們開始思索「技術」與人類社會的關係到底是什麼。不過,時至今日,技術哲學作為一個學術領域,實際上也只能說稍具雛型而已(註1)。就跟所有「○○哲學」一樣,技術哲學早期的核心問題一直是「什麼是技術?」、「技術的本質是什麼?」這個問題的回答,大致可以分為樂觀派與悲觀派兩個陣營。
樂觀派:技術讓人不再受到限制
樂觀派發軔較早,他們認為,技術不單純是「應用科學」(applied science),而是具有自身獨特的認識論——不只與科學的目的不同,就連看待世界的方式也不一樣。例如,卡普(Ernst Kapp)認為技術是人體組織器官的「投影」(鉤子好比彎曲的手臂),不論製作者是否清楚意識到這個事實,這都意味著技術就是人類自身能力的拓展。這正是為何這一派可以被冠以「樂觀」的原因:技術能夠解放人類的肉體限制,也因而具有主導人類進步歷史的能力——換句話說,追求技術發展正是人類存在的目的之一。
悲觀派:技術反過頭來侷限了人類
然而,這個樂觀的態度,在第一次與第二世界大戰以後,開始逐漸浮現反彈與反省的聲音,例如較為社會科學所熟知的孟福(Lewis Mumford)以及哲學界的大人物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悲觀派雖然同意技術有其自身價值,但卻認為技術不但沒有解放人類,反而成為禁錮人類的牢籠。例如,海德格認為技術的本質是名為「座架」(enframing,德文 gestell)的存在方式(也如此被人類思考與認識),將一切事物安置於其上並轉化成為可供人類利用的資源(電廠水壩阻斷河水將之轉換為電能)——甚至包括人類自身(聽過人力資源嗎?),從海德格的想法看,技術的本質就是把自然變成可供利用的東西,而人類也在這種技術思維之下,變成資源之一。
在悲觀派的思索下,「技術」將世界與人類限縮在某個特定的面向(例如效率),進而導致悲觀的後果:一方面這個社會必須對工程師與科學家言聽計從,另一方面人類與人性(humanity)受到侷限而且無處脫逃。這個有時被稱為「人文主義導向」的派別至今對我們在了解「技術」上仍有許多重大影響力,在台灣許多科技相關抗爭中不難看到這種類型的論述。
技術哲學的樂觀派與悲觀派雖有前述重大差異,但雙方其實有三個共通之處。
第一,在追問「技術是什麼?」時,兩派都把「技術」視為一個「整體」(大寫的 “T”echnology),再來追問其本質為何。
第二,由於把各種技術統一視為某種本質,導致這兩派得出的結論分別佔據兩個極端——技術社會(techno-society)要不很美好,要不很悲慘,沒有中間地帶。
第三,1980年代前這兩派沒有轉圜餘地的理論傾向,實際上都帶著——技術決定論(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的態度。然而,當代各種學術領域,不論社會學、經濟學、或歷史所,都已經很少承認與接受「○○決定論」這樣的理論傾向。
技術哲學中的荷蘭學派與經驗轉向
轉變的契機在 1980 年代前後,那時一個新興的領域「科技與社會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或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簡稱 STS)逐漸誕生,研究者分別從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的角度,以個案研究的方式來討論,社會如何影響各項科技(technologies)的誕生,以及各種科技的出現又如何影響社會。不過,在當時的這個潮流中,技術哲學的意味並不明顯。
真正把帶有 STS 意味的技術探討,發展成為技術哲學發展基底的,是荷蘭這個小小的國家。在千禧年前夕,荷蘭的湍特大學(University of Twente)與台夫特科技大學(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兩間學校的哲學系,分別開始有系統地整理與引進 STS 的研究觀點(註 2)。兩間學校強調技術哲學應捨棄以往把科技視為整體的這種思考起點,而推動「經驗轉向」(empirical turn),關注在實際情境中不同科技的生成與使用,並從經驗研究中開展對於技術的哲學思考。換句話說,新生代的技術哲學不再化約式地「向後」追問技術的抽象本質,而是從現實情況「向前」追問技術的複雜樣貌與知識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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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Enschede 的 University of Twente。(圖片來源:洪靖)
這個由荷蘭哲學界發起的「經驗轉向」運動,逐漸導引也形塑了整個技術哲學界的走向。雖然世界各地都有人從事技術哲學研究,但沒有哪個國家像荷蘭一樣如此熱衷,北美的技術哲學先驅人物 Don Ihde 甚至笑稱「荷蘭的技術哲學家人均指數高於世界任何國家,平均沒幾個人就有一個技術哲學家」(註 3);沒有哪個國家像荷蘭具有這麼整齊的技術哲學研究隊伍,集中座落於幾個重點大學而非單打獨鬥的個體戶,甚至足以被賦予「荷蘭學派」(Dutch School)的美名(註 4)——我們大概很難在其他學術領域聽到有什麼荷蘭學派吧!事實上,也只有荷蘭擁有一個具有政策影響力的跨校級技術哲學聯盟——由前述的湍特、台夫特、以及艾霍芬科技大學(Eindhov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技術哲學團隊共同組成的 3TU.Ethics 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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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哲學論文發表篇數比較。(圖表製作:洪靖)
想要知道某個國家或學校在特定領域的影響力,只要看看該領代表期刊的文章刊登情況就可略知一二。根據我的簡易統計(註 5),在技術哲學領域的代表期刊《Techné》中,過去將近 20 年刊登的 288 篇論文中,來自荷蘭 3TU.Ethics 組成學校的文章就佔了 11% 、共計 32 篇(尚不包含幾篇來自荷蘭其他學校的文章)(註 6)。若以學校來看(如上圖),論文數量第一名的是湍特,第二名則是台夫特,剛好印證了前述這兩間學校的主導地位。來自這兩校的作者人數分別是九人與七人,亦為所有學校之冠,這也佐證了荷蘭技術哲學具有較高的「團隊」性質(註 7)。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荷蘭在技術哲學領域的強大表現與領頭角色,那麼究竟荷蘭技術哲學的有什麼獨到的思考和內涵?又有何值得台灣借鏡之處?詳情敬待下集分曉!

往下閱讀技術哲學?荷蘭除了腳踏車之外的另類世界最強大(2/2)

註1:請參考 Mitcham, C. (1994). Thinking through Technology: The Path between Engineering and Philosop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註2:湍特大學部份請參閱 Achterhuis, H. (2001[1997]). American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The Empirical Turn. (R. P. Crease, Tran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台夫特大學部份請參閱 Kroes, P. & Meijers, A. (2000). The Empirical Turn in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msterdam: JAI.
註3:請見 Ihde, D. (2010).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nd/or Technoscience?). Techné: Research in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14(1), 26–35.
註4:請見 Durbin, P. T. (2006). Dutch School. Techné: Research in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10(2), 177–190
註5:請見洪靖(2014),Beyond Heideggerian Criticism toward Technology: The Implications of Dutch Society-Oriented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for STS in Taiwan。新竹:第六屆台灣科技與社會研究(STS)年會。
註6:統計期數從 1995 年的創刊號到 2013 年第 17 輯第二期,而 288 篇論文中不包含一期的 journal book 與書評(但包含 review essay)。
註7:與荷蘭相較,論文發表數量第三名的美國 Virginia Tech 雖有十篇論文,但作者僅有兩位——其中一位囊括了九篇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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