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76年的烏特勒支（Utrecht）平面圖。
本文摘錄自《錨海築城：荷蘭東印度公司在福爾摩沙、澎湖及亞洲諸海域的殖民市鎮與堡壘要塞》第九章。該書作者為黃恩宇，出版社為左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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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共和國初期的城市規劃與防禦工事
荷蘭共和國的文藝復興人：西蒙．斯蒂文（Simon Stevin）
在中世紀後期，低地地區先後受到勃根地公國（Burgundian Netherlands, 1384–1482）與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 Netherlands, 1482–1797）的統治。這兩個政權皆推行中央集權制度，導致原有的封建勢力逐漸衰弱，而各地城市則延續其既有的自治傳統（張淑勤，2005，頁33-38）。此後，低地北方諸省反抗哈布斯堡政權的統治，引發八十年戰爭（Eighty Years’ War, 1568–1648），並於1588年成立荷蘭共和國。中世紀後期的低地地區城市居民，普遍已習慣於沒有城堡的城市生活。即便部分城市旁仍有中世紀城堡存在，其多僅為世襲貴族的私產，並不代表具體的封建統治權。然而在16世紀，哈布斯堡政權在部分城市周邊新建城堡，17世紀時荷蘭共和國亦有類似作法。這些新建城堡與城市之間通常設有廣場，整體形成「城堡－廣場－城市」的佈局。此模式呼應中世紀「城堡主體－外圍院－城市」的空間結構，可視為中世紀封建與殖民的空間遺緒。
哈布斯堡政權的查理五世在位期間，開始引進義大利軍事工程師，將稜堡工法應用於城市城牆的改建，並興建若干稜堡式堡壘（Heuvel, 1982, pp. 10-15）。1528年，他下令在烏特勒支興建弗里登堡城堡（Kasteel Vredenburg），並在原有城牆上增建稜堡，以防禦法國與海爾德公國（Duchy of Guelders）聯軍的攻擊（Klück, Hemmes & Kam, 2004, p. 23）。從1570年繪製的烏特勒支平面圖可見，城堡位於城市西北側，採方形主體加四座稜堡的佈局，四周以水壕圍繞，與城市本體明確分隔。城堡設有兩個出入口，一為南側通往市區，另一為西側通往城外。此城堡的建造目的，不僅是出於軍事防禦的考量，更是為了鞏固對城市的統治控制。
低地地區的重要經貿城市安特衛普亦是如此。查理五世首先在該市城牆上加建多座稜堡與分離稜堡（ravelin），以加強城市防禦。其子菲利浦二世（Philip II）繼位後，為強化統治、預防市民叛亂，於1567年下令低地地區總督阿爾瓦公爵（Duke of Alba）在安特衛普新建一座城堡。隔年，八十年戰爭爆發，該城堡此後成為西班牙哈布斯堡政權派任低地地區總督的駐守之處。 根據17世紀的城市平面圖，該城堡位於安特衛普南側，為五邊形主體加五座稜堡的形式，周圍由水壕環繞。城堡與市區之間規劃有一大片空地，圖上標示為「城堡面前區域」（Area castri anterior），意味著該空地為城堡附屬領域。
這兩個案例都說明了，城堡的建造主要不是為了城市防禦，而是為了鞏固哈布斯堡政權的統治。其中安特衛普的城堡座落在城市某一側，並以空地及水壕作為和城市的區隔，仿如中世紀歐洲內部殖民擴張下的空間規劃。城堡旁的「城堡面前區域」，更是明顯夾在城堡與城市之間；作為城堡防禦的緩衝空間，其無疑是針對來自城市側的威脅。這個「城堡面前區域」，不僅類似前面提到的「外圍院」，其形態更是接近荷蘭東印度公司殖民據點的「城堡廣場」；無論是外圍院、城堡面前區域或城堡廣場，都彰顯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對立關係。
八十年戰爭爆發後，原本對於哈布斯堡政權的反抗，逐漸轉變成對於西班牙勢力的反抗，這些城堡也隨之被視為外來統治者的權力象徵與壓迫機構。一旦城市重新奪回自主權，這些城堡往往就成為被拆除的對象。1576年，北方諸省同盟開始進攻烏特勒支，並獲得市民響應，駐守城堡的西班牙軍隊甚至將大砲轉向城市與市民。1577年西班牙軍隊撤離後，市民立即拆毀城堡，原址後來成為一片樹林，周邊的水壕也被填平。 相較之下，仍由西班牙政權掌控的安特衛普，其城堡則一直存續，直到三個世紀後才遭拆除。
北方諸省同盟促成烏特勒支市民拆毀哈布斯堡政權的城堡，但北方諸省同盟建立荷蘭共和國後，卻又於其他境內城市新建一座稱為「城堡」的要塞。這座城市乃是本文前面提及的斯海爾登伯斯（‘s-Hertogenbosch），其原為布拉邦公國（Duchy of Brabant）的自治城市。八十年戰爭爆發後，由於市民多為天主教徒，選擇支持西班牙哈布斯堡政權。荷蘭共和國曾於1601年與1603年兩度發動攻城戰，皆遭市民與西班牙駐軍聯手抵禦。1629年，共和國再度圍城，儘管市民仍站在西班牙一方，但在數月激戰後最終向共和國軍隊投降。為防止市內天主教居民再次叛變，荷蘭共和國於1637年決定在城外新建一座城堡，1642年完工，作為駐軍基地，同時用於鞏固統治並監控市民（Steouwer, 2015, pp. 14–18）。這應是荷蘭共和國在境內城市新建城堡的唯一案例，故別具意義。
布勞的《荷蘭共和國城市地圖集》收錄了兩幅不同年份的斯海爾登伯斯地圖。第一幅為1629年的攻城戰地圖，顯示當時城市尚未設有城堡；第二幅則描繪了17世紀中期的城市樣貌，顯示城堡已建成，呈五邊形主體加五稜堡的形制，與城市之間隔有一片空地。如下圖所示，這座稜堡式要塞標註為「城堡」（‘t Casteel），其前方的空地則標示為「城堡廣場」（Casteels Pleyn）。這個廣場明顯位於城堡與城市之間，作為防禦上的緩衝區，顯然是針對來自城市側的威脅。為建造此廣場，當時還拆除了四十餘棟民宅（Vos, 2007, pp. 2-6）。城堡設有兩個出入口，一個透過廣場通往城市，另一個則通向外部田野。
荷蘭共和國將整個布拉邦北部地區（包括斯海爾登伯斯）歸類為「一般性土地」（Generaliteitslanden），即指那些在八十年戰爭期間拒絕加入北方諸省同盟、而是經由征服而納入統治的地區。這些地區由共和國國會（Staten-Generaal）直接管轄，既無代表席次，也長期遭受經濟剝削，如同共和國的「境內殖民地」，而斯海爾登伯斯則像是共和國的「境內殖民城市」。這種處境延續了一個半世紀，直到18世紀末才告解除。斯海爾登伯斯的要塞之所以被稱為「城堡」，正反映其非單純軍事設施的性質，而是作為共和國國會統治該城市的代表機構，仿如中世紀封建統治與殖民擴張下的城堡角色。在荷蘭共和國統治下，斯海爾登伯斯的城堡廣場，也是執行死刑的場域（Vos, 2007, pp. 2-6）。儘管17世紀斯海爾登伯斯的地圖上仍標示著市政廳位置，但相較於其他共和國省分的城市，該城市已不再擁有高度自治的地位。
將前述安特衛普與斯海爾登伯斯進行比較，可發現兩者具有高度的相似性。這兩座城市的城堡都是後來增建，其目的並非為了保護城市，而是為了鞏固對城市的統治。兩座城堡皆採五邊形加五稜堡之形制，反映義大利文藝復興的影響。在城堡與城市之間，兩地皆設有一片空地：安特衛普稱為「城堡面前區域」，斯海爾登伯斯則稱為「城堡廣場」，皆作為考慮城市受威脅的防禦緩衝空間，功能上類似於中世紀城堡的「外圍院」，但不再以幕牆圍繞。到了近代初期，射程更遠、威力更強的火砲取代中世紀的弓箭與十字弓，成為主要防禦武器；少了幕牆圍繞的空地，反而有利創造無障礙的火砲射域。更者，這兩個案例皆展現出「城堡－廣場－城市」的空間模式，如同荷蘭東印度公司殖民據點的規劃方式。
在荷蘭共和國的海牙，有一處重要的行刑地點，即國會建築群外的「小綠草皮」（Groene Zoodje）刑台，其充分標誌了中世紀封建權力在共和國時期的延續。海牙國會建築群原是13世紀荷蘭伯爵開始建造的城堡，並於前述弗洛里斯五世在位時完工，裡面還有一棟作為議事與儀式空間的騎士廳（Ridderzaal）（Jansen & Mekking, 2007, pp. 220-221）。這座城堡乃是歷代荷蘭伯爵的居所，也是荷蘭伯國的行政與司法中心。在勃艮地公國與哈布斯堡政權時期，城堡繼續作為荷蘭地區的行政與司法中心，裡面設有法庭及監獄，荷蘭省執政（Stadtholder）則住在內庭空間。到了共和國時期，這裡更成為國家的行政與司法中心，騎士廳則作為國會的議事廳（Zijlmans, 2007, p. 12）。城堡原有的內圍院與外圍院，後來稱為內庭（Binnenhof）與外庭（Buitenhof），直到現今。
從16世紀下半及17世紀中期的兩幅海牙地圖上，可清楚看到內庭及外庭，兩者的空間關係確實如同中世紀城堡的內圍院及外圍院；騎士廳位於內庭的東側，大門在外庭北側，大門外還有一片廣場，小綠草皮刑台則座落這個大門外的廣場上。刑台表面鋪有草皮，故獲得「小綠草皮」的暱稱，其上設置了一組吊刑架（Zijlmans, 2007, p. 12）。該刑台可追溯至14世紀，當時為荷蘭伯爵城堡大門外的刑台，反映中世紀封建權力下的慣例。爾後歷經勃艮地公國與哈布斯堡政權，再到荷蘭共和國時期，這裡都是執行死刑的場地。
在荷蘭共和國時期，這個國會外的小綠草皮刑台專門用來處決國家級的政治犯；如1623年，多位企圖殺害毛里茨親王的謀反者，在該刑台被斬首（Lit, 2007, pp. 89-90）。1672年英法聯軍入侵荷蘭共和國，共和國軍隊作戰失利，人民怪罪荷蘭省的大議長約翰．德維特（Johan de Witt）及他的弟弟科內利斯．德維特（Cornelis de Witt），故將德維特兄弟處以私刑，兩人的屍體被開腸剖肚，掛在小綠草皮刑台的吊刑架上（Rietbergen, 2011, pp. 116-117）。在中世紀的封建權力下，行刑場所附屬於城堡；進入共和國時期後，國會繼承了權力，行刑場所改依附於國會。行刑地點沒有變，改變的只是權力的掌控者。
前一篇文章〈荷蘭共和國的文藝復興人：西蒙．斯蒂文（Simon Stevin）〉談到，荷蘭共和國初期的軍事工程師暨城市規劃理論家西蒙．斯蒂文（Simon Stevin）在其《論建築》（De Huysbou）手稿中，提出一幅「理想城市平面圖」。這幅圖也可視為中世紀封建權力空間的重要再現。這理想城市模型反映了許多近代初期低地地區自治城市的特徵 ，但也可見到中世紀封建權力空間的痕跡。這幅平面圖最上方的中間位置，有一塊標示為「王室宮殿或庭院」（Vorstelick huijs of hof）的區域。若對照前述愛塞斯坦與蒙福特，該區域的位置非常類似中世紀封建領主城堡的場域（圖：IJsselstein、Montfoort）。此「王室宮殿或庭院」座落在城市某一側，其延伸出來的街道，可通往市中心的市集廣場與市政廳。斯蒂文的理想城市模型無疑再現了中世紀「與城堡共存的自治城市」之空間模式，只是城堡區域改稱為王室宮殿或庭院，意味著其僅為封建貴族的世襲地產，且其與城市之間不再設有區隔元素或防禦緩衝空間。
黃恩宇，2026，《錨海築城：荷蘭東印度公司在福爾摩沙、澎湖及亞洲諸海域的殖民市鎮與堡壘要塞》，台北：左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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