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共和國時期的重要人物：西蒙．斯蒂文（Simon Stevin, 1548-1620）。
本文摘錄自《錨海築城：荷蘭東印度公司在福爾摩沙、澎湖及亞洲諸海域的殖民市鎮與堡壘要塞》第二章。該書作者為黃恩宇，出版社為左岸文化。
荷蘭共和國初期有一位重要的人物——西蒙．斯蒂文（Simon Stevin, 1548-1620）。他身兼數學家、工程師、教育家等等多重身份，撰寫大量理論與實務著作，對當時的國家發展及與西班牙人的對抗，帶來重要影響與貢獻。他的博學與多才，就像是一位義大利的文藝復興人（Renaissance Man）。不過，斯蒂文一開始並不是荷蘭共和國的公民，而是來自南方法蘭德斯省的移民；他在1581年移民至荷蘭省的萊登（Leiden），爾後結識了毛里茨（Maurits van Oranje, 1567-1625），成為他的顧問；隨著毛里茨成為荷蘭共和國的領導者，斯蒂文的生涯遂與共和國的發展緊密相連。
斯蒂文的大量著作中，有三本值得一提，即《論要塞建築術》（De Sterctenbouwing）、《論城鎮與要塞圍攻術》（Vant Belegheren der Steden en Sterckten）與《論建築》（De Huysbou）。這些著作見證了低地地區傳統與義大利文藝復興的相遇，反映了八十年戰爭期間荷蘭共和國在要塞設計、攻城戰術、城市規劃等領域的發展；不僅替荷蘭共和國本土帶來貢獻，亦可能替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海外實踐帶來影響。本文介紹斯蒂文的生涯經歷，並說明這三本著作的內容與重要性。
西蒙．斯蒂文的生涯經歷
西蒙．斯蒂文在33歲之前，都在法蘭德斯伯國成長與工作（註1）；1548年他生於布魯日，1570年代在安特衛普從事簿記員與出納員的工作，1577年回到布魯日，在該城市的財政單位工作（Dijksterhuis, 1970, p. 4; Heuvel, 2005, p. 9）（註2）。 在中世紀，位於漢薩同盟北部貿易路線與南部貿易路線之交匯處的布魯日，乃是法蘭德斯經濟最發達的商貿城市；16世紀起，由於港道淤積，其經濟與金融中心的角色逐漸被安特衛普取代；16世紀中期，安特衛普成為歐洲最富裕的城市（張淑勤，2005, pp. 28-29, 48）。斯蒂文在30歲前的職業，都與商用數學有關，反映這兩個城市的商貿特質，這些職業經歷也替他日後的第一個專業身份——數學家，奠定了重要基礎。
16世紀下半低地諸省開始反抗西班牙哈布斯堡政權時，法蘭德斯曾扮演關鍵的角色。1566年的「聖像破壞運動」（荷：Beeldenstorm；英：Iconoclastic Fury），就是從法蘭德斯的安特衛普開始；法蘭德斯遭破壞的教堂與修道院，遠多於低地地區其他省份。此後，南方省份新教徒為了躲避宗教迫害，開始向北方省份大規模遷徙。1579年北方省份組成的「烏特勒支同盟」（Union of Utrecht），以及1581年標誌與哈布斯堡政權脫離的《誓絕法案》（Act of Abjuration），法蘭德斯都是其中重要成員（Rietbergen, 2011, pp. 74-80）。然而，1585年西班牙軍隊攻陷安特衛普，哈布斯堡政權再次掌控法蘭德斯，法蘭德斯自此與日後的荷蘭共和國無緣。安特衛普的陷落，促成更多法蘭德斯富裕商人移民至北方省份，許多定居於阿姆斯特丹；17世紀阿姆斯特丹的繁盛，相當程度必須歸功於這些法蘭德斯的流亡者。
斯蒂文也是來自法蘭德斯的北漂族一員；1581年，即《誓絕法案》簽署的那一年，他來到萊登定居，當時33歲（Dijksterhuis, 1970, p. 5）。斯蒂文寄宿於當地拉丁學校校長的家，無論他在年輕時是否上過拉丁學校（註3），此時應有機會精進他的拉丁文與古典知識能力，因這些能力都反映在他日後的著作中（Heuvel, 2005, p. 11）。萊登則是荷蘭省的重要城市，1574年在奧倫治親王威廉軍隊的援助下，擊退圍困萊登的西班牙軍隊，1575年在威廉的支持下，低地地區的第一所新教高等學府－萊登大學（Leiden University）－成立，（Rietbergen, 2011, p. 79）。1583年，35歲的斯蒂文獲得萊登大學入學許可，但不清楚後來是否有取得學位（Dijksterhuis, 1970, p. 5）。
斯蒂文於萊登大學就學期間，也開啟了他的寫作生涯。一開始，他撰寫的大多是應用數學相關著作，如《利息表》（Tafelen van Interest, 1582）、《幾何難題》（Problemata Geometrica, 1583）、《辯證法》（Dialectike ofte Bewysconst, 1583）、《十分位法》（De Thiende, 1583）、《秤重術原理》（De Beghinselen der Weeghconst, 1586）、《水重原理》（De Beghinselen des Waterwichts, 1586）等等；這些書籍都是由安特衛普著名出版商普朗坦（Plantijn）所出版（註4）。 當時因安特衛普的局勢不穩，也因萊登大學教學需求，1583年普朗坦將出版重心移至萊登，故讓斯蒂文獲得寫作與出版的機會（Dijksterhuis, 1970, p. 5）。這些著作反映了斯蒂文先前在安特衛普與布魯日的職業經歷，也讓他擁有了數學家的身份；更者，這些著作開始透露他對機械、土木、水利工程等領域的興趣。
同個時期，斯蒂文亦開始參與公共事務，並從事各項工程領域的發明。如1584年，他向台夫特市政當局介紹排水系統的發明；這一年起，他陸續獲得多項聯省議會授予的發明專利，如風車水泵改善裝置、烤肉機械裝置等等。1588年，斯蒂文與其朋友約翰．德赫洛特（Johan de Groot）合作實地建造風車水泵改善裝置，以推廣他的發明。這位朋友的其中一個兒子，就是日後著名的荷蘭法學者雨果．格勞秀斯（Hugo de Groot; Hugo Grotius）（Dijksterhuis, 1970, pp. 5-6）（註5）。 也在1588年，斯蒂文出版了《公民生活》（Het Burgherlick Leven），這本書呼應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主張公民應以道德生活為基礎，履行對家庭、社會和國家的責任，甚至參與政治；該書前言亦提到，斯蒂文希望他當前的數學相關成果，能替國家帶來服務（Heuvel, 2005, p. 12）。斯蒂文在萊登待到1590年左右，這十年間，他表現數學與工程領域的才華，他對公共事務的積極性，也埋下日後參與荷蘭共和國事務的伏筆。
斯蒂文與荷蘭共和國事務的關係，必須從他與毛里茨的關係談起。毛里茨乃是北方聯省領導者奧倫治親王威廉的次子，1580年代初期曾於萊登大學就讀，或許當時已經認識斯蒂文。威廉親王在1584年被暗殺，隨後由他的長子菲利浦．威廉（Filips Willem; 1554-1618）繼承親王的封號。1585年，時年18歲的毛里茨被任命為荷蘭省與熱蘭省的執政，1587年成為荷蘭省的陸軍統帥與海軍司令，1590年又再成為海爾德省（Gelderland）、烏特勒支省與上愛塞省（Overijssel）的執政。1588年，聯省議會決議不再將主權交給君主，荷蘭共和國正式建立。1618年，菲利浦．威廉過世，毛里茨繼承親王封號，即毛里茨親王（Prins Maurits）（Rietbergen, 2011, pp. 80-84）。早在他成為親王前，年輕的毛里茨已在共和國建立之初，承擔極為重要的角色。
1590年左右，斯蒂文從萊登搬去台夫特，並與毛里茨建立緊密關係。當時毛里茨已是荷蘭省的陸軍統帥與海軍司令，並擔任多省執政，正在發展他軍事與政治的才華。大概在1593年，26歲的毛里茨聘請45歲的斯蒂文擔任私人教師，教授數學與工程的相關知識。1594年，毛里茨前往海牙任職，不久後也將斯蒂文召至海牙，以便向他諮詢，斯蒂文因此成為毛里茨私人顧問的角色（Schukking, 1964, p. 14）。隨著毛里茨的聲望增加，斯蒂文也獲得更多榮譽（Dijksterhuis, 1970, p. 10）。自此，斯蒂文從一介學者轉變成對荷蘭共和國具有影響力的人物。
1594年，斯蒂文出版了《論要塞建築術》（De Sterctenbouwing），此為他在軍事工程領域的第一本著作，也讓他在歐洲軍事工程史留下一席之地（Dijksterhuis, 1970, p. 6）。這本書應是在毛里茨的要求下所撰寫，因他自1590年起，開始推動國家軍事改革，需要斯蒂文提供一套課程或教材，以快速培養共和國的軍事工程師，滿足八十年戰爭期間的迫切需求（Heuvel, 2005, p. 15）。1600年，毛里茨委託斯蒂文一項重要任務，即創建萊登工程學校（De Ingenieurschool te Leiden; Duytsche Mathematique）；這是歐洲第一所以工程教育為目標的學校，講授數學、幾何學、測量學、各類工程學等等知識，以培養國所需的工程師，包括戰場上的軍事工程師（Oers, 2000, p. 78）。學校以荷語授課，因斯蒂文認為荷語在表達當時科學知識上，比其他語言更有效，也有助於知識傳播（Heuvel, 2005, pp. 15-16）。
前面一章曾提到，八十年戰爭的最大特色，就是一連串的攻城戰役；奧倫治家族的領導者各個都擅長攻城戰，毛里茨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在他37年的軍事生涯中，總共攻克了38座城鎮與45座堡壘（Nimwegen, 1997, p. 113）。1590年代起，斯蒂文也伴隨毛里茨參加多次攻城戰役，至少包括1591年赫斯特攻城戰（Siege of Hulst）、1597年赫龍洛攻城戰（Siege of Groenlo）、1600年聖安德利斯攻城戰（Siege of Sint-Andries）、1601-1604年奧斯坦德攻城戰（Siege of Ostend）、1610年于利希攻城戰（Siege of Jülich）等等（Schukking, 1964, pp. 27, 37）。1590年代後期，斯蒂文已擁有工程師頭銜，1604年正式成為共和國軍隊的軍需官（quarter-master），他的主要任務應是攻城戰時的兵營規劃（Dijksterhuis, 1970, p. 10）。毛里茨也委任斯蒂文參與一些城市防禦工事計畫，如前一章提到的哈爾德韋克（Harderwijk）；不過，該城市的防禦工事仍採用阿德里安．安東尼茲（Adriaan Anthonisz）的方案。此外，斯蒂文還參與了海牙、夫利辛亨（Vlissingen）等等城市的防禦計畫（Schukking, 1964, pp. 29-30）。
為毛里茨的私人顧問，斯蒂文也常受邀至國會與國務院（Raad van State）參與會議並提供意見；某次會議的意見，替長度單位統一帶來重要影響。1604年2月14日國務院的決議錄提到，國家應該建立一套標準長度單位，藉此所有的要塞工程、建築工程、堤防工程等等，在規劃設計、測量尺寸與評估預算時，皆能有所依循。根據該決議錄，毛里茨邀請數學家斯蒂文一同參與會議，斯蒂文提出以萊茵制的魯登（Rijnlandse roede）作為長度基準單位（Schukking, 1964, p. 34）。在這之前，荷蘭共和國各地區有著約10種不同的長度單位，如阿姆斯特丹制、台夫特制等等，造成相當不便。在這之後，整個荷蘭共和國及荷蘭東印度公司海外據點的城市規劃圖、要塞設計圖與各類工程圖面，幾乎都以萊茵魯登及萊茵呎（Rijnlandse voet）作為標示單位；1魯登=12呎，1魯登≒3.77公尺，1呎≒0.314公尺。
1600年之後，斯蒂文持續出版著作，其中許多是萊登工程學校的教材，但也有些是他自己有興趣的主題；這些出版與毛里茨的支持有關，因他擔心斯蒂文的手稿遺失。其中如1605-1608年出版的大部頭著作《數學紀要》（Wisconstighe Ghedachtenissen），乃是斯蒂文對數學、科學及實用性的全面總結；該書以荷文撰寫，亦附上法文與拉丁文翻譯。斯蒂文晚年還出版兩本軍事工程著作，即1617年的《兵營規劃》（Castrametatio）與《以水閘建造防禦工事的新方法》（Nieuwe Maniere van Stercktebou door Spilsluysen）（Dijksterhuis, 1970, pp. 10-11）；前者反映斯蒂文先前擔任軍需官的經驗，後者呼應低地地區與水共存的悠久傳統。
不過，1620年斯蒂文過世時，仍留下大量未出版的手稿。1624年，荷蘭學者伊薩克．貝克曼（Isaac Beeckman）首先翻閱並整理這些手稿，並抄錄於自己的記事本中，及附上註解。斯蒂文的兒子亨德里克．斯蒂文（Hendrick Stevin）再次整理，並於1649年出版了《政治事務》（Materiae Politicae），收錄了幾部他父親的著作手稿，其中包括了軍事工程著作《論城鎮與要塞圍攻術》（Vant Belegheren der Steden en Sterckten）（Schukking, 1964, p. 416）；該著作反映斯蒂文先前參與多次攻城戰役的經驗，並對攻城戰工事提出見解，亦可與前述1594年出版的《論要塞建築術》進行對照。
《政治事務》還收錄了另一部斯蒂文的著作，即《論建築》（De Huysbou）；這本書應是當時低地地區關於城市與建築之規劃、設計與營造的著作中，想法最完整且豐富的一部，不僅呼應低地地區的傳統，也呈現義大利文藝復興的影響（Heuvel, 2005, pp. 36-38, 158-160）。由於該著作的重要性，當代荷蘭歷史學者查理斯．范登赫弗（Charles van den Heuvel）對其手稿重新考證、研究及梳理，並於2005年出版了《論建築：西蒙・斯蒂文未完成的建築、城市規劃與土木工程著作之重構》（De Huysbou’: A Reconstruction of An Unfinished Treatise on Architecture, Town Planning and Civil Engineering by Simon Stevin）（Heuvel, 2005）。
斯蒂文的《論要塞建築術》、《論城鎮與要塞圍攻術》與《論建築》。這三部著作，見證了低地地區傳統與義大利文藝復興的相遇，反映了斯蒂文在八十年戰爭前期所獲得的經驗，也闡述了他對於軍事工程與城市規劃的理論見解。更者，透過毛里茨的影響力，斯蒂文著作中的觀念，也可能相當程度反映在荷蘭海外事工程與城市規劃之實踐（Oers, 2000, pp. 78-79）。
小結
西蒙．斯蒂文33歲從法蘭德斯移民至萊登，成為荷蘭共和國的公民。他從一介沒沒無聞的財務職員，先轉變成數學家，再成為工程師，並藉由與毛里茨的關係，積極參與共和國事務，替這個新國家的生存與發展帶來具體影響與貢獻。他建立了萊登工程學校，具有教育家的身份，強調本土語言對於教育的重要性。他撰寫大量學術著作，具有理論家的特質，將外來知識與本地傳統結合，並系統性呈現。他隨毛里茨參與多場攻城戰，擔任軍需官，負責兵營規劃，具有實踐者的精神，亦將實務經驗反映在後期的寫作。從他《論要塞建築術》、《論城鎮與要塞圍攻術》與《論建築》，亦可看到教育家、理論家與實踐者這三種角色的相互交織與影響。
斯蒂文就像是一位荷蘭共和國的文藝復興人。當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建築師與工程師接觸到古典知識時，他們首先努力吸收，接著依照當時處境與需求進行調適，然後開始多采多姿的創新。斯蒂文也是如此；在他早期著作《論要塞建築術》中，可以看到他努力吸收義大利文藝復興知識的努力，但也呈現他對於低地地區傳統的思考；在他晚年著作《論城鎮與要塞圍攻術》及《論建築》中，則可看到他已依照荷蘭共和國當時的處境與需求，將義大利文藝復興的知識進行調適，更提出許多創新觀念。他不是一位墨守成規的人，而是會根據實踐經驗，持續調整他的理論架構；從這三本著作可看到，斯蒂文不僅融合了在地傳統與外來影響，他亦在此基礎上，達到再創造的成就。
較遺憾的是，他晚年兩本著作並未在生前出版，或許是來不及，也或許是未完成；若有出版，應有機會看到他所帶來的更多影響。不過，即便未出版，這些已知內容應曾作為萊登工程學校的教材，並應是他與相關領域專家討論後的結果，且應反映當時荷蘭共和國的普遍觀念或最新觀念。這三本著作的內容，不僅可用於檢視荷蘭共和國的本土實踐，亦可用於檢視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海外實踐；因為要塞設計、攻城戰術與城市規劃，乃是荷蘭東印度公司海外殖民擴張的三個重要主題。他們在海外建造要塞，發展殖民城市，並向當地族群及競爭對手控制的要塞與城鎮發起攻城戰；歐陸的八十年戰爭，也延伸到亞洲海域。
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亞洲的要塞設計、攻城戰術與城市規劃，必然呼應當時荷蘭共和國的思維，也必然再現低地地區傳統與文藝復興的綜合影響。透過與斯蒂文三本著作內容的對照，將可發掘這些海外實踐的各種意義。要留意的是，義大利文藝復興思維進入低地地區後，發生了一連串吸收、調適與再創造的過程，荷蘭東印度公司將荷蘭的思維帶進亞洲海域時，也將是如此。
註1：法蘭德斯（Flanders）位於現今比利時的北部，與荷蘭相鄰。
註2：布魯日與安特衛普都位於現今的比利時。
註3：拉丁學校為14至19世紀歐洲各地普遍設立的基礎教育學校，以拉丁文及古典知識教學為主，另也講授歷史、修辭學、辯證法、自然哲學、算數、希臘文等等學科。15世紀中期起，拉丁學校的教育受到文藝復興人文主義的影響。
註4：普朗坦（Plantijn）出版商在安特衛普的建築，目前已作為普朗坦－莫雷圖斯博物館（Plantin-Moretusmuseum）。
註5：雨果．格勞秀斯（Hugo de Groot; Hugo Grotius）是荷蘭的法學家，被譽為國際法及海洋法鼻祖。他在1609年出版的《海洋自由論》（Mare liberum），主張公海可以自由航行，以突破當時西班牙和葡萄牙對海洋的壟斷，為當時荷蘭、英國等新興海權國家提供法律原則基礎，也對荷蘭東印度公司海上航行與貿易發展帶來影響。
黃恩宇，2026，《錨海築城：荷蘭東印度公司在福爾摩沙、澎湖及亞洲諸海域的殖民市鎮與堡壘要塞》，台北：左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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