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榮故事的另一面:反思荷蘭東印度公司(VOC)在亞洲的殖民歷史

Isaac Gilsemans,「Travel Journal of Abel Tasman, 1642-1643」。在擁有巴達維亞(今日的印尼雅加達)作為亞洲的據點後,荷蘭東印度公司(VOC)於1642年指派Abel Tasman前往偉大的南方陸地(Great Souhland,即今日的澳洲)探索,圖片中划船的人們,為船隊行經今日的紐西蘭(New Zeeland)附近時見到的毛利人(Māori)。(圖片來源:wiki: Gilsemans 1642
荷事生非 先前為讀者提供相當知性的歷史季主題–「荷蘭歷史月:回首荷蘭黃金時代」,無論歷史教室、章回小說、藝術畫作或博物館展覽介紹(註1),都是以十七世紀荷蘭黃金時代(Dutch Golden Age)為背景,凸顯荷蘭人曾經風光的一面。與此同時,位於海牙的荷蘭國家檔案館(Nationaal Archief),也在2017年11月底舉行了一場論壇:「重新思考荷蘭東印度公司」(Rethinking the VOC: New Trends in Research and Analysis)。主辦單位除了找來自阿姆斯特丹、萊頓與烏特勒支大學、國家檔案館等專攻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VOC)與亞洲歷史的研究者,也邀請來自印度、斯里蘭卡、印尼、中國、台灣與日本等地的學者一同對話(註2)。
以下,本文便以該次座談會的討論內容為基礎,介紹當前荷蘭歷史和檔案學界如何省思VOC的歷史,特別是VOC在亞洲和非洲的過去。如果你先前只覺得「荷蘭人真厲害」、「偉哉東印度公司」的話,現在則有機會瞭解:光鮮亮麗的表象背後,總有些不為人知的故事,藉以思考「歷史」的意義。


荷蘭國家檔案館與萊頓大學於2017年11月23-24日在海牙舉行之「重新思考荷蘭東印度公司」論壇。(圖片來源:Rethinking VOC
除了荷蘭歷史,還得從亞洲歷史和全球歷史的角度理解VOC
首先,為何在VOC(成立於1602年,於1798年宣告破產)都解散幾百年後,學界還需要召開會議來「重新思考荷蘭東印度公司」呢(註3)?其中一個出發點,是為了呼應歷史學界在1990年代興起的全球史(global history)或世界史(world history)潮流。從全球史觀點來看,當十七、十八世紀的荷蘭人用VOC書寫荷蘭歷史、影響亞洲歷史的同時,也正成為世界歷史的一部分。因而,當思索VOC過去的所作所為時,不僅得從荷蘭的角度出發,也得放到亞洲和全球史的脈絡下考慮,來想想它除了以貿易之名為荷蘭累積財富,又如何連結東方與西方,這些連結又如何走到今日。

荷蘭東印度公司(VOC)的船隊穿過非洲好望角以後直達遠東,在印度洋和太平洋諸多地區的岸上設置貿易據點。(圖片來源:陳亮宇拍攝於Retinking the VOC Symposium)
荷蘭黃金時代的光榮成就,可能來自不光榮的殖民歷史
將VOC放進亞洲和全球歷史考察後,荷蘭人將必須反思那段VOC的所作所為。怎麼說呢?如同一般讀者的印象:荷蘭黃金時代,是一個無論在商業貿易、科學技術、藝術創作等領域皆發光發熱的時期,且當中有很大一部分,要歸功於荷蘭東印度公司(VOC)在海上貿易的成就。一般人總能在茶餘飯後之餘,聊上一段當年在遠東逞凶鬥狠的商人船隊,以及他們經歷可歌可泣的故事。然而,許多人可能不自覺地忽略掉一體兩面中,那故事的另一面:VOC「光榮」的成就,有很大一部分來自「不光榮」的歷史——荷蘭黃金時代豐碩的商業和海上貿易成果,多是奠基自VOC對亞非地區的殖民、奴役、掠奪、殺戮和汲取。
可惜的是,相較於大量運輸香料回歐洲的事蹟已廣為流傳,那些不怎麼光采的殖民史卻較少被揭露出來。根本原因在於,歷史總是以時代統治者主觀角度寫下的。荷蘭人保存的文件檔案,多是從探險者或開拓者的觀點,寫下屬於VOC的政治外交、商業開發、武力征服,以及香料貿易生意的故事,但故事裡大多缺乏亞洲在地觀點的意義。
舉例來說,依靠荷蘭國家檔案館的文件,例如VOC官員的航海誌或船員日記,以及VOC與亞洲當書信往來和贈送物品清單中,我們得以瞭解當時VOC如何看待該地區以及如何與其統治者打交道。然而,關於「當地統治者、官員和老百姓如何看待前來的荷蘭船艦和荷蘭人」,或者「VOC如何成為亞洲某個當地歷史的一部分」,這是荷蘭史學界比較陌生的,必須仰賴當地史料文獻才得以說清楚(註4)。
延伸到嚴肅的奴隸話題,當荷蘭人將海上「貿易」和「運輸」解釋為其黃金時代的發展基礎時,亞非地區的歷史,顯然會將同樣的事實,解讀成「掠奪財富」和「奴隸行為」。即便荷蘭史料保存了販賣奴隸人口的數目和價錢等紀錄,我們卻無從得知:究竟那些遭到販賣的奴隸心裡在想些什麼,當地家庭情況如何;VOC的到來,對當地生活形態的影響又是什麼?同樣的,VOC成立近兩百年之間,共在亞非地區經歷多達八百次大大小小的衝突和戰爭。透過VOC檔案,我們或許知道荷蘭船艦損失最慘重的一次和傷亡人數,卻可能不曉得對每個與VOC開戰過的不同地區而言,哪一次是損失最慘重的。
因此,「荷蘭人啊,當你想著屬於你的荷蘭黃金時期而緬懷過去的榮耀時,亞洲人卻因他們過去遭受你殖民的歷史而痛苦流淚呢!」
這位鬍子哥Jan Pieterszoon Coen(1587-1629)曾任VOC總督。他在1621年佔領今日印尼的雅加達,隨後在當地修建巴達維亞堡(Kasteel Batavia)作為VOC在東南亞的統治中心。他最惡名昭彰的事蹟,是為了獨佔肉豆蔻的香料貿易生意,於1622年下令屠殺印尼巴達群島(Banda Islands)近一萬五千名居民。因而,即便荷蘭人可能將Coen視為英雄,他在東南亞卻被稱為「班達的屠夫」(Butcher of Banda)。(圖片來源:De kleurrijke en omstreden admiraal Witte de With
反思殖民歷史(colonial hisotry)之後,如何面對過往,發掘失落的另一面故事呢?
事實上,荷蘭人最早於十九世紀回頭探討VOC在十七、十八世紀的運作機制和發展時,即出現第一波「VOC形同是殖民亞洲的帝國」的反省:「原來我們是透過剝削別人來成就我們的黃金時代啊!」。時至今日,荷蘭歷史學界更進一步體認到「其實我們對於亞洲並沒有瞭解那麼多」、「我們只是去過亞洲而已」、「我們必須增加對亞洲的瞭解」。因而,學界很自然的想法,就是去探索除去掉本位主義的荷蘭歷史後,究竟亞洲觀點的故事是什麼?
「除了有必要瞭解我們到底對人家做了什麼,也得知道當初人家都在做些什麼。」
令人難過的是,雖然人文社會學科的研究者,常採用口述歷史(oral hisotry)的方法,試圖還原不同個人對某段時期或事件的經驗和詮釋,如今卻不可能找到曾於十七、十八世紀被VOC奴役過的仁兄或大姊,以在地人的口吻,來告訴我們那些年、那些事了。
那麼,該如何補足VOC歷史中那些失落的環節呢?在座談會中,荷蘭與各國歷史和檔案學者提出了一些可共同努力的方向。
從翻轉歐洲中心(Eurocentrism)觀點,改從亞洲觀點(Asian perspective)和在地角度出發
首先,幾位學者不約而同提到,人們在審視歷史時,應翻轉過往的歐洲中心(Eurocentrism)的思維,和跳脫著重荷蘭歷史(Dutch history)的書寫,朝向亞洲和在地觀點。如同前面提過的,既有歐洲中心思維,傾向以商業貿易和運輸行為賦予VOC在海洋史的意義,如今則得補上從亞洲觀點看來,VOC多了強盜和奴隸買賣行為的意義。
同時,既然再也找不到活生生的人來現身說法,還原歷史的工作自然得仰賴文獻檔案了。直到今天,存在於荷蘭國家檔案館以及亞洲各地館藏的VOC檔案數量雖然驚人,但只有少數的資料真正由研究者仔細地整理、翻閱和翻譯過,乃至最終發表其研究成果。換言之,絕大多數的資料均是未知的,靜靜地躺在資料庫裡面,等待研究者來發掘(註5)。
關注在大時代下,不同主題的小歷史(micro-histories)
另一項權宜之計,是應用學界近年逐漸盛行的新興研究途徑:關注微觀層面的小歷史(micro-hisotries)。拿VOC時期的研究來說,與其去建構大歷史(grand or macro history)圖像,我們不妨去探索十七、十八世紀時,VOC所到各處的在地歷史。例如,研究者可以針對錫蘭(Celyon,今日的斯里蘭卡)、暹羅(Siam,今日的泰國)、巴達維亞(Batavia,今日的印尼雅加達)、福爾摩沙(Formosa,今日的台灣)、日本的港口發展、航海船隻、家庭生活、勞動人口、種植物種、宗教信仰、語言文字、器具使用、乃至天氣變化等主題。藉由小歷史的素材累積,我們依舊可以一窺三四百年前,亞洲各地原先的生活形態,又因VOC的到來產生哪些變化。

大員港鳥瞰圖。大員為一台南古地名,為荷蘭人建立熱蘭遮城(Fort Zeelandia),即今日安平古堡之所在。當時荷蘭語的大員拼法為Taioan或Taiowan,也是今日台灣稱呼的前身。(圖片來源:wiki: Atlas Blaeu-Van der Hem – Taioan
翻轉詮釋「VOC歷史」的所有權
在綜合翻轉歐洲中心觀點和關注在地小歷史以後,下一階段是給予亞洲國家更多對詮釋VOC歷史的所有權,改變過往只有荷蘭人眼中的「東印度公司在亞洲」(VOC in Asia)。舉例來說,從前荷蘭學者探討巴達維亞和福爾摩沙的蔗糖產業和貿易何者較為「成功」時,其比較標準顯然是兩地作為VOC據點為荷蘭帶來的貢獻與利潤程度,而非兩地本身的產業發展。那麼,如今該是時候聆聽各在地觀點陳述相同時期的故事,以亞洲歷史脈絡來理解VOC了。
反思歷史的不正義之後,如何對內和對外推動解殖?
在有了諸多反思以後,學者們於第二天的圓桌論壇繼續探討:在荷蘭學界願意坦承面對VOC對於亞洲的不正義和殖民歷史以後,不同身分的人(例如檔案館員、歷史學者、反殖民運動者和記者等等),又能如何貢獻到解殖(declonization,即去除殖民化)的實踐呢?
就學術研究而言,若要達成前面提到「移轉到亞洲觀點」、「注重亞洲小歷史」的目標,首要工作是加深與亞洲各國的合作關係,開放數位資料庫供各國研究者使用。包樂史(Lenorad Blussé van Oud Alblas)教授就提到,除了釋出檔案資料以外,還得訓練更多年輕的亞洲學者投入這塊領域,讓他們具有閱讀荷語檔案的能力,以配合其本國史料,共同理解和重新詮釋VOC在亞洲的歷史(註6)。國家檔案館方也表示,若各國研究者皆提供其母國語言的翻譯資料,亦可提升館藏資料的品質,改變僅有荷蘭單一語言/文本/觀點的歷史。同樣的,對於某個國家(例如日本)來說,他們亦可參考荷蘭語史料,以補日本史料的不足。
同時間,學界如何讓荷蘭人正視和思考VOC歷史中,那些不正義的部分呢?與會者提到,應將這些反思轉化為資訊和知識,進而擴散、傳遞給社會大眾,包括向社會大眾公開檔案文件、將歷史材料進行科普寫作,融入歷史教育的教材中,舉辦展覽,甚至將史料作為電影拍攝題材等等。無論何種努力,目的在於讓荷蘭民眾正視VOC歷史中存在那樣的過去,進一步反省、批判過往國家發展歷程存在某些根深蒂固的殖民思維。值得一提的是,阿姆斯特丹的國立博物館(Rijksmuseum)日前已宣布,將在2020年舉辦以「荷蘭和奴隸」(the Netherlands and slavery)為主題的特展,用展覽的方式,正視包括荷蘭東印度公司(VOC)和西印度公司(West-Indische Compagnie, WIC)在內,以及其他荷蘭與奴隸制度發展相關的歷史。

荷蘭東印度公司(VOC)從亞洲引進歐洲的香料,包括了肉豆蔻、羅望子、鳳梨、芒果、杏仁、肉桂、丁香、薑、胡椒等等。你認識幾種呢?(圖片來源:©董芸安Olivia Dung攝影)
關於爭辯如何解殖的小插曲
值得一提的是,對於去除殖民化過程中「應該如何處理VOC在亞洲的檔案」,與會者之間也有不同意見互相交鋒。例如,有的論者引述檔案學名言:「沒有檔案,就沒有歷史」(No archives, no histories!)表示,鑑於檔案自己不會說話,研究者有責任替它們發聲,道出過往荷蘭人不太願意說的殖民故事讓大眾知悉。同時間,一批論者則要求,應當移除文獻檔案中,那些帶有殖民和歧視性的內容。當然,面對這樣的主張,又有論者認為,我們不應依照情緒,或者站在自己以為的「政治正確」或「學術正確」來行事。看來,這趟關於VOC歷史的「轉型正義」路上,還有許多需要討論的內容呢!
結語:注重歷史的多元解讀
談起荷蘭黃金時代以及東印度公司(VOC)時,一般人的印象大多停留在荷蘭人榮耀的一面,而較少注意故事也有不光明的另一面。在綿長遼闊的時空裡,似乎只要有人類的地方,就有說不完的戰爭。人們總將自己塑造為正義的一方,並去指責另一方的不正義。雖然歷史總是贏家寫下來的,但後人總可以不斷地回頭審視,給予過去不同的解讀和詮釋。
本文並非想主張「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亞洲的所作所為全都是不好的」或「所有荷蘭黃金時代的快樂,都是建築在亞洲人的痛苦之上」,而是想提醒讀者,從全球史角度來看,VOC不只對荷蘭人有意義,也對亞洲各地甚至全世界發展有意義。因而,VOC在歷史上的功過,也就不只荷蘭人說了算,還得加入在東西方連結中,所有和VOC牽連到的人事物觀點了。日前也有台灣學者提到,台灣關於VOC「對當地以及整個亞洲或世界的歷史動向產生怎樣的衝擊,或者怎樣的影響,大體上除了少數三、兩位研究者之外,普遍欠缺瞭解」(註7)。看來,如何同時結合在地和全球觀點思考歷史,應該是相當有趣的課題。

註1:在這次荷事生非歷史季文章中,筆者特別推薦張焜傑Kim Chang的《蘭船東去》連載小說、Pao-Yi Yang的《因陀羅網上的東方:荷蘭國家檔案館特展The World of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還有Lily Ming的《繪話荷蘭:八幅名作話黃金時代》。

註2:主辦方指出,會議參加者的國籍超過二十種以上,荷蘭人大約佔了七成,剩下三成來自世界各地,特別是從VOC曾走訪的亞洲各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鄭維中先生,也是這次論壇的發表人之一。另外,筆者感謝國家檔案館的專案經理Thomas Dresscher,讓筆者以媒體的身分參加這場論壇。

註3:開幕致詞時,荷蘭國家檔案館館長Marens Engelhard和萊頓大學殖民與全球史講座教授Jos Gommans不約而同提到,同樣是對於東印度公司和亞洲的研究,荷蘭比起鄰近的英國和法國,都還有許多努力的空間。

註4:亞洲各國的史料文獻中,一定有關於VOC到來的情景,以及與當地互動的記載。不過,這些史料也可能更多是由亞洲當地的學者從事研究。

註5:值得一提的是,台灣有位旅居荷蘭多年的學者江樹生,從事荷蘭古籍翻譯已數十年,每學期仍帶領萊頓大學的師生閱讀和翻譯史料。中研院臺史所助研究員鄭維中便表示,這些史料一旦翻譯後,各界研究者皆可拿去使用,可說是一大福音。

註6:印尼的學者也在論壇中表示,即便印尼是受到荷蘭殖民影響最深的亞洲國家,但在印尼學界中,真正深掘VOC在印尼的學者仍相當稀少,需要更多投入才行。

註7:陳國棟,《東印度公司、臺灣及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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