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爾登伯斯（’s-Hertogenbosch）威廉瑪麗亞堡（Fort Willem Maria）。圖片來源：黃恩宇攝影。
本文摘錄自《錨海築城：荷蘭東印度公司在福爾摩沙、澎湖及亞洲諸海域的殖民市鎮與堡壘要塞》第一章。該書作者為黃恩宇，出版社為左岸文化。
近代初期的歐洲戰場，除了熱兵器取代冷兵器外，「攻城戰役」（siege warfare）也成為主要的戰爭型態；攻方以奪下一座城市或堡壘要塞為目標，守方則以防禦一座城市或堡壘要塞為目標。荷蘭與西班牙之間的八十年戰爭，主要的戰役都是攻城戰。17世紀荷蘭地圖師約安．布勞（Joan Blaeu）製作的《荷蘭共和國城市地圖集》中，收錄了許多由荷蘭共和國向西班牙發起之攻城戰的地圖。這些地圖詳細繪製了攻方的攻城工事，包括執行包圍（荷：omringeling; 英：investment）的環狀工事與執行進逼（荷：Naerdering; 英：Approach）的壕溝工事，以及位於包圍線上的兵營、堡壘與砲臺。
先以1597年赫龍洛攻城戰（Siege of Groenlo, 1597）及1627年赫龍洛攻城戰（Siege of Groenlo, 1627）為例。前面提到，赫龍洛的城牆防禦工事，乃由哈布斯堡時期的低地地區工程師克爾德曼斯負責執行，因此1597年地圖呈現的城市防禦工事，包括城牆與稜堡，應是克爾德曼斯的執行結果；這場戰役由奧倫治親王威廉領導，成功拿下赫龍洛。然而1606年西班牙軍隊再次發動攻城戰，奪回這個城市。因此1627年英荷聯軍又發動攻城戰，由威廉的幼子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Frederik Hendrik, 1584-1647）領導，最後重新佔領赫龍洛（Ham, 2018, pp. 282-285; Pluijm, 2016. pp. 41-49）。這兩場攻城戰役的地圖中，皆可看到許多建於包圍線上的堡壘，大多為方形平面，且四角都有稜堡。此意味著，哈布斯堡政權時期引入的義大利稜堡工事，已由荷蘭共和國普遍採用。
當時奧倫治家族的領導者，各個都擅長攻城戰術，如威廉與上述的亨德里克，而威廉的次子毛里茨（Maurits van Oranje, 1567-1625）更是攻城戰的佼佼者；1618年，他繼承親王封號，即毛里茨親王（Prins Maurits）。1593年荷英聯軍之海特勒伊登貝赫攻城戰（Siege of Geertruidenberg, 1593）及1604年史勞斯攻城戰（Siege of Sluis, 1604）都是由毛里茨領導。從這兩場攻城戰的地圖可看到，除了包圍與進逼的典型工事外，亦充分利用低地地區的水環境特色。1593年的海特勒伊登貝赫攻城戰中，由於該城市位於阿默河（Amer）與東河（Donge）匯聚的岬角上，城市外圍只有約1/3與陸地相連；英荷聯軍為了有效包圍，除了在陸地構築包圍線外，亦以多艘船隻從水上包圍，船與船隻間以纜繩連結（Duffy, 1979, p. 84）。1604年的史勞斯攻城戰中，由於該城市周遭都是河道斷開的圩田土地，難以構築連續的包圍線，共和國軍隊遂在斷開的土地上建造多座堡壘，並在它們之間架設臨時性橋梁；在一處較寬的水域上，共和國軍隊還在水域上建造一座堡壘。
另外，關於前述的1627年赫龍洛攻城戰，除了戰役地圖外，還附了堡壘相關的平面圖、剖面圖與透視圖。這些堡壘都建於包圍線上，用於防禦守方或其援軍的突圍攻擊，也都是方形平面加四稜堡的形態。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堡壘在圖上皆標示為「schans」。在八十年戰爭期間，荷蘭人在攻城戰建造的臨時性土造堡壘，都稱為schans，因此可譯為「土堡」。土堡也擁有多種平面形態，如方形或三角形，且附有稜堡或半稜堡（half-bastion）（Mohr, 2013, pp. 23, 38）（註1）。 再者，1627年赫龍洛攻城戰的幾座土堡，雖為臨時性工事，但其四周仍挖掘壕溝；從剖面圖與透視圖可見，挖掘壕溝所獲得的土，可用來構築土堡的壁壘（荷：wal；英rampart）之用（Pluijm , 2016. pp. 60-65）（註2）。 這種營造模式，也是低地地區的古老傳統；如本章前述，中世紀低地地區人們開鑿運河所挖出來的土，多用來建造河道旁的土堤。若是為了永久性目的建造的要塞，仍多稱為「堡壘」（fort）。更者，這些土堡的稜堡，相較於義大利系統的稜堡，在形式上更為簡單，此乃是「舊荷蘭系統」（荷：Oud-Nederlands Stesel；英：Old-Netherlands System）設計的重要特徵。
所謂的「舊荷蘭系統」，乃是荷蘭共和國在八十年戰爭期間，以義大利系統的觀念為基礎，發展出自己的防禦工事設計思維（Zuydewijn, 1982, p.19）。17世紀下半「法荷戰爭」（Franco-Dutch War, 1672-1678）期間，荷蘭發展出更新的防禦工事設計思維，稱為「新荷蘭系統」（荷：Nieuw-Nederlands Stesel；英：New-Netherlands System）（Wieringen, 1982, p. 43-46）。
舊荷蘭系統有三個基本特色。第一個特色是稜堡設計；如同義大利系統，舊荷蘭系統的稜堡亦有兩面「前側」與兩面「脅側」，稜堡與稜堡之間的牆體也稱為「幕牆」（荷：courtine；英：curtain）；但與義大利系統不同的是，舊荷蘭系統的稜堡較為簡易，其脅側無內凹設計，也因此前側兩端沒有「耳部」；且舊荷蘭系統稜堡之前側的延伸線，須接近相鄰稜堡之脅側與幕牆的交點，且不能觸及相鄰稜堡之脅側（Zuydewijn, 1982, p. 20）。第二個特色是土構造；此反映在前述攻城戰役時建造的土堡，土堡之外的永久性防禦工事，其壁壘多數也通常採用土構造，表面通常為草皮或灌木叢，而不再覆以磚牆；若是永久性目的堡壘，其接觸水域的壁壘下部，則會構築磚造表面。第三個特色是以水作為防禦；如同低地地區在中世紀的城堡，荷蘭共和國建造的堡壘要塞，無論是臨時性或永久性，都會儘可能以水壕溝作為防禦，並藉由運河系統連結至河流或海岸。
這三個基本特色，一方面反映低地地區的營造傳統，另一方面則反映戰爭急迫與經費拮据所不得不進行的簡化；但這些特色的確帶來許多防禦上的優勢。土造的壁壘可快速施工並節省預算，且土構造可順勢吸收砲彈的衝擊，避免造成巨大破壞。由於荷蘭地勢低平，將堡壘建造在這樣環境，量體也通常低矮，除了可快速施工並節省預算外，亦可融入地景，使敵人不易掌握形貌，也較不易被火砲瞄準（Heuvel, 1982, pp. 15-16）。若再搭配結合運河系統的水壕溝，以及外部的分離堡（圖39），更可強化水平縱深的防禦能力。
荷蘭共和國初期有一位軍事工程師－－阿德里安．安東尼茲（Adriaan Anthonisz），也身兼數學家暨土地測量師，他對舊荷蘭系統防禦工事設計的理論與實踐帶來重要貢獻。1573至1597年間，安東尼茲受委託改造許多城市的防禦工事。如奧克馬爾（Alkmaar）、荷恩（Hoorn）、烏特勒支、阿姆斯特丹、納爾登（Naarden）、哈爾德韋克（Harderwijk）等等。根據他對哈爾德韋克防禦工事改造設計的1590年手稿，可看到他將原有外突於城牆的某處半圓形工事（roundel），修改成具舊荷蘭系統特色的簡易稜堡（Zuydewijn, 1982, pp. 20-23）。
安東尼茲也受委託從事全新的要塞城市設計，並結合荷蘭傳統的運河系統與優異的水利工程技術。如1585年，毛里茨委託他執行的威廉市（Willemstad）規劃設計，這個城市的名稱是為了紀念1854年遇刺身亡的奧倫治親王威廉。威廉市的平面為七邊形，七個角各有一座稜堡，城市由既深且寬的運河包圍，城市圍牆全部由土構築，只有港口兩側的二個稜堡覆以磚面，以抵抗水的衝擊（Zuydewijn, 1982, pp. 19-20）。這個城市乍看下有著義大利文藝復興星形城市的特徵，如前面提到的帕爾馬諾瓦（Palmanova），但不同的是，威廉市內部並無放射狀街道規劃，而是沿用低地地區傳統的網格空間模式。
荷蘭共和國初期，大多城市都經歷了城牆與稜堡的改造與增建，目的是為了八十年戰爭的防禦，其中亦有不少城市經歷了大規模擴張，例如阿姆斯特丹。對照16世紀阿姆斯特丹地圖製作師科內利斯．安東尼茲（Cornelis Anthonisz）於1538年製作的阿姆斯特丹鳥瞰圖，以及17世紀中期布勞《荷蘭共和國城市地圖集》中的阿姆斯特丹平面圖，可發現這個城市以一個世紀多的時間，擴張三倍。其擴張區域都採用明確的網格空間模式進行規劃，正交的街道與運河系統相互平行或貫穿，且城牆外部已有20個舊荷蘭系統的稜堡，並有護城水壕圍繞。若細看該圖，城市東南側外部還有一些較細的線條，呈現的是阿姆斯特丹未來的擴張計畫，細線描繪著擴張後的城牆與稜堡。
不只是阿姆斯特丹，共和國時期許多荷蘭城市都有某種程度的擴張，都呈現在布勞的《荷蘭共和國城市地圖集》中；這些城市多有類似的特徵，即網格空間模式、稜堡防禦工事、運河系統以及護城水壕。城市擁有高度自治，建有市政廳與一至多個市集廣場，城市內有著大量磚造街屋與磚造教堂；這些教堂也多是荷蘭改革宗教堂，因在荷蘭共和國時期，羅馬天主教被視為非法宗教。荷蘭共和國的重要城市也多座落在河岸，河道可通往海洋，城市岸邊建有規模甚大的港口，碼頭停泊大量船隻，岸上有著倉庫，呈現共和國商貿繁盛景象。
註1：完整的稜堡（bastion）必須有兩面前側（face）與兩面脅側（flank），但半稜堡（half-bastion）僅有一面前側與一面脅側。
註2：壁壘（荷：wal；英rampart）即堡壘與各類要塞的厚實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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