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因霍芬（Eindhoven）百年來的城市發展都與飛利浦（Philips）習習相關。（來源：flickr#Martijn Aukema）
小國生存之道通常在於有限資源的整合與分配，即便是早已坐穩歐洲進出口大國的荷蘭也不例外。在國家有計畫性的推動，以區域產業特質又分為：阿姆斯特丹的航空港（Airport）、鹿特丹的海港（Seaport）、埃因霍芬（Eindhoven）的智慧港（Brainport）。前兩者對大家來說可能比較不陌生，但哪裡是埃因霍芬？智慧港又是什麼啊？為什麼說這天才智慧城市也曾淪落為乞丐？就讓我們繼續講下去…
埃因霍芬在那？搞什麼？
埃因霍芬是荷蘭南部省份北布拉班特（North Brabant）最大的城市（人口22萬左右），距離阿姆斯特丹一個半小時的車程。所謂的智慧港指得是，以埃因霍芬為中心與周圍21個城鎮所組成的大區域，聚焦產業領域包括有：高科技系統和材料、食品加工、汽車／智慧交通、醫療儀器、太陽能技術及設計等等。
埃因霍芬之於荷蘭就像新竹之於台灣，他也是百年電器品牌飛利浦（Philips）的故鄉；目前集結了許多高科技產業的進駐，地位等同「荷蘭矽谷」；更在2011年被國際組織ICF（智慧城市論壇Intelligent Community Forum）評選為「全球最智慧的區域」；此區平均每一萬人就擁有22,6個專利，密度堪稱世界第一，因而獲得「地表上最聰明城市」的封號；全荷蘭36%的私人企業研究開銷都砸在於此；240億歐元的GDP產值、550億歐元的出口量，佔荷蘭總體經濟的四分之一（註1），更是數十年前無人能想像得到的奇蹟。
但如此天才型的智慧城市，可是歷經過一番產業外移與轉型的腥風血雨，上演過窮途末路、團結是力量的乞丐戲碼，才能交出目前如此亮眼的成績單。接下來就要來聊聊這段絕地大重生的故事。
自己的城市自己救
80年代埃因霍芬也曾受到全球化的打擊，當最重要的大廠飛利浦，將其製造業外移到成本較低的國家後，3萬多個工作機會瞬間在兩年內全數蒸發（飛利浦曾為城市創造了11,5萬個工作）；再加上另外一家卡車大廠DAF的企業重組，必須裁員5,000名，更是雪上加霜；造成埃因霍芬的經濟重挫、嚴重的社會問題。故事情節發展至此，不得不讓人想起美國通用汽車（GM，General Motors）的大本營鬼城底特律（Detroit，註2）。
還好埃因霍芬沒走上一樣的路子，前市長Rob van Gijzel回憶著：到了90年代，沒有人知道該怎麼面對如此重大的危機，只能向全體市民「集思」與「集資」（早就形成的群眾募資概念）。由當時的地方首長Rein Welschen，找來埃因霍芬科技大學（TU/e，Technology University Eindhoven）執行首長Henk de Wilt和商會（the Chamber of Commerce）主席Theo Hurks，研擬成立一個獨立委員會，向每位市民募資10荷盾（註3）後，再由委員會統整運作，並歡迎大家針對「如何改善家園的經濟發展？」提案，只要通過審核即可獲得資金補助。一整個就是自己的城市自己救的概念！
話說，如果一樣的情形發生在台灣，這個由地方政府所統籌的群眾募資改革，不知能實踐到什麼程度？是不是又得靠什麼裙帶關係才能雀屏中選？可能又不知道要爆出多少件官商勾結的醜聞？或許在埃因霍芬也曾發生過？不過至少時間證明，透過20多年的努力，城市擺脫了他乞丐的身份，化為全地球表面上最有智慧的天才，因此初步推測當初大部分的資源是有被用來解決在地的經濟困境；也或許正如他們自己所說，開放、合作、互信才是成功逆轉的關鍵。
埃因霍芬前市長Rob van Gijzel對記者侃侃而談城市的興衰過程。（©Cindy Liao攝影）
地方政府出面當媒人事半功倍
全世界都在談政府、產業（包括NGO）、學術和研究機構的三方合作，荷蘭人也有他們自豪的「三螺旋（Triple Helix）DNA」理論（註4）。從埃因霍芬90年代的翻轉過程中，不難發現他們已摸索出一套方法，就是由地方政府出面當媒人。但要當個成功的媒人又得具備哪些條件呢？
第一、不怕人多口雜揪大家一起來唬爛
以半公家色彩（註5）的智慧港說起吧！第一次聽到這詞時心想：又是唬爛人搞出來好唬人的城市行銷主題吧！不就是喊喊口號、擺擺樣子。但也覺得他們跟一般公部門頗不一樣，態度極為積極主動、不怕事多只嫌少，不說，還真不知道他們有公家色彩，反倒是比較像家私人公關公司。
確實也沒錯，智慧港的功能有一部分包括行銷、甚至到招商，但哪個地方政府不在為這碼事煩惱，看看台灣從北到南林立招不到商、空蕩蕩的科學園區就知道。埃因霍芬沒有阿姆斯特丹首都的優勢、也沒有鹿特丹大港的建設，只好以三個臭皮將勝過一個諸葛亮的概念，找來四周圍的鄰居城鎮共謀大業，口徑一致對外宣傳，同時建立起更大的網際網絡。就像媒人配對網站一樣，先得要有足夠的成員才好配對。
第二、營造配對的窩巢
在飛利浦產業外移後，城市中留下許多廢棄的舊場址得處理，但危機就是轉機。有的變成校區、商業空間、博物館等；大範圍的污染廠Strijp-S直接以1荷頓賣給地方政府，而後轉型為住商混合的文創區，也是目前眾多新創公司、荷蘭設計周的大本營；Strijp-R廠區也由知名荷蘭設計師Piet Hein Eek進駐和數個興建中的住宅案；原飛利浦研究園區則改建為「埃因霍芬高科技園區（High Tech Campus Eindhoven）」，走進可見Philips、NXP、Intel、Holst Centre等大名，焦點鎖定高科技、能源、食品安全等領域。
還有，不能忘記當地重要的人材培育中心：埃因霍芬科技大學；台積電全靠它的ASML半導體設備大廠，就座落在旁邊的Veldhoven；位在鄰鎮Helmond的荷蘭國家汽車工業園區（Automotive Campus），可說是智慧交通發展的重要交流平台；最近夯得不得了的Tesla也選定鄰近的城鎮Tilburg設下歐洲廠區。
促進產業鏈的完整，也是地方政府這媒人能說服他人的重要特色。
延伸閱讀失落空間的荷式永續復興I：文創社區破除工廠禁區的魔咒Stijp-S
由文創特區Strijp-s裡的地標建築Klokgebouw頂樓望向埃因霍芬市區。（©Cindy Liao攝影）
第三、製造開放式的火花
所有科技產業都知道研發過程，不但費時耗力、更得砸下大把大把的銀子，偏偏技術更新的速度之快，往往如果由一家公司全數自己承擔，具有相當大的風險。因此在大埃因霍芬地區推崇著一種叫「開放式創新（open innovation）」的模式，是跨界結合各種資源與利益團體在一起，並將知識分享、利益共享、風險共擔。
舉幾個例子來說明。例如：Holst Centre研發中心的商業模式為：各家贊助企業將自身的研發業務以更低廉的方式外包給中心；由於得到多家企業在同一類似科技項目上面的贊助，中心得以用更有效率的方式產出研發成果；最後，所有贊助企業得以用「非獨家授權」的方式取得技術的使用權。又或是半導體設備大廠ASML，在研發新一代極紫外線（EUV）微影科技時，請來荷蘭國家級研究機構TNO、埃因霍芬科技大學、比利時研究機構imec等共同助陣，因此技冠群雄、縱橫全球的市場。
最後一個為城市中的Living Labs，簡單說就是把實驗室搬到公共場域的大街上，出了名衝突事件不斷的酒吧街既為其一，生活實驗中心裡，充滿各式各樣收集數據的儀器。街道上安裝ViNotion的影像監測系統，不但能辨別人、車，還可紀錄移動的方向與路徑，若有任何暴力舉動也全都錄，並發出警訊於預先設定的手機或平台；Sorama所創新發明的聲音相機（sound camera）也被設置於此，將聲音視覺化，讓治安維護者在20公尺內，也可透過手機APP看得見「粗暴的聲音」；再來就是透過飛利浦照明設備控制街燈色彩，以便緩和氣血方剛買醉漢的情緒，街燈越是橘黃越是能安定人心。
位在酒吧區二樓的Living Lab，政府專案負責人Tinus Kanters講解著此區的實驗。（©Cindy Liao攝影）
看完智慧港區域政府、產業（包括NGO）、學術和研究機構的三方合作案例，是不是覺得荷蘭真的是個超級務實的國家，知道自己很小、資源很有限，所以必須得統整合作，才能繼續生存下去。近年「智慧」這兩個字被濫用至極，智慧城市、住宅、交通、電器…，可以是種宣傳口號、也可是種創新突破，其差別在於是否務實地將科技應用在解決生活場域中的問題。
註1：資料來源ICF
註2：底特律本為通用汽車製造大本營，整個城市半數以上的人口都賴以相關產業為生，剩下服務業中也有多數以這些汽車業工人的消費為主。但歷經70年代的石油危機、80年代不敵日本、歐洲汽車的競爭，紛紛將工廠搬牽至成本較低廉的國家（例如：墨西哥）。城市因而面臨空前絕後的問題，至今也已宣布破產。美國知名紀錄片導演Michael Moo就曾以《Roger & Me》（1989）一片探討此事，一炮而紅。
註3：Guilder，歐元前的荷蘭貨幣。
註4：就是台灣習慣說的產、官、學合作。
註5：雖然是國家賦予的名稱，但由地方政府統籌，成員包含有私人企業、NGO、學校、研究機構等，所以算是半公半私。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