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社會中的「見與不見」:亞洲電影節的幕後故事

座談現場, 荷蘭金牛獎和台灣金馬獎團隊將展開一場「牛馬對談」(©Cindy Liao攝影)
月初的一個尋常午後,阿姆斯特丹老樣地下著荷蘭冬日頗負盛名的淒冷細雨,荷事生非的攝影和文字記者以進香之姿,趕赴荷蘭亞洲電影節現場即將舉辦的「金馬座談」。追蹤CinemAsia的影迷都知道,今年不僅是荷蘭CinemAsia與台灣金馬獎的首度合作,所祭出的特別來賓名單更是不容小覷。這天下午的座談,邀請了華語影壇巨星張艾嘉女士和知名影評人——同樣也是本屆金馬獎執行長的聞天祥先生,與荷蘭影界的大獎:金牛獎(Golden Calf)有一席「牛馬對談」。牛頭對上馬嘴,荷蘭遇上亞洲,將有什麼精彩火花、或甚至是驚人之語呢?請端張板凳,戲要開鑼囉!
戲前的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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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舉辦座談的
Kriterion電影院從二次世界大戰前即存在,至今仍保有許多復古的戲院座椅(©Cindy Liao攝影)
那天放映室外,已有不少雀躍的中國留學生和電影人提早到場等候。我們上前攀談才曉得,除了衝著張艾嘉女士而來的年輕影迷外,還有不少涉足亞洲題材的荷蘭在地電影創作者,大夥期待從這兩大影展執行人身上挖寶,把握難得幕內知識和經驗交流的機會。
金牛vs. 金馬
也就在同一天,我們才私下從主辦方得知,張艾嘉女士因歐亞時差和身體微恙的緣故,差點就來不了座談了。觀眾魚貫進場後,張也只簡單地開了場,向這座領她一路在電影界「奔馳了四十年」的金馬獎致意,便把主持棒交給了聞天祥先生。聞則倒是神采奕奕,和翻譯Ethan甚有默契地,從金馬獎超過半個世紀的成立原委、組織架構、評選機制、預算來源和分配、甚至到最後與歐洲影展合作的契機,逐項娓娓道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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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現場,左起影展執行人Lorna、金馬獎主席張艾嘉女士、執行長聞天祥先生、與翻譯Ethan。(©Cindy Liao攝影)
座談中鮮少提到本次電影節的選映片,即便觀眾——至少是我本人,對於分享電影觀後感和影片拍攝背景充滿期待。反之,牛馬對談的重點聚焦於兩個影展體制的異同,與國際影展跨洲合作的可能性等等,但這也是此次對談之趣味所在。馬牛雙方——金馬獎的聞天祥先生和金牛獎的共同創辦人Sytze van der Laan先生與委員會成員Hetty Naaijkens-Retel Helmrich女士各自陳述影展運作架構後,觀眾才漸漸明白一個生於亞洲、半官方半私人合資的金馬獎,與一個平面連結電影人、以會員共資制組成的荷蘭本地金牛獎,之間的差異值得細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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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席一隅,可見約半數的亞洲面孔(©Cindy Liao攝影)
牛馬不同,但各有特色
金馬獎創立於六○年代初,由官方首要籌資舉行,直至九○年代金馬執委會成立後才轉由公私合辦;金牛獎自八○年代開始,便以會員制建立一個荷蘭影界人士共享的資訊資源平台,牛馬兩獎在制度上有者明顯不同。另一角度來比較,金馬獎從香港、台灣電影起家,規模至今已擴張到涵蓋泛亞洲地區的華語電影,期間也不乏與歐美影壇的交流;金牛獎則以荷蘭地區的電影創作和推廣為主,亦可見其規模差異 。其他如評審機制、成員遴選條件、預算制度等,兩者皆各有各的標準與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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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馬vs. 金牛(圖片來源:金馬奬、金牛獎網站)
荷蘭金牛獎從1981年開始,與荷蘭電影節(Netherlands Film Festival)合作,每年從電影節選出最佳電影、導演等18 座不等的獎項。雖然規模在地區與資金上較金馬獎來得小巧(金馬獎2016年共頒了25座奬),金牛獎在歐洲影迷——特別是荷蘭觀眾心中仍佔有一席之地。旨在提供一個電影會員的交流平台,金牛獎以自己維繫初衷的努力自豪。
就預算制度來看,金牛獎的平行會員制,相較於金馬獎半官方、半私人贊助的機制(每年從中央與地方政府各獲得約一百萬歐元,總共七千四百萬台幣的補助),是造成兩者規模差異的最主要原因。究竟補助方和金額的差異,會多少影響影展品質和公正性嗎?金牛與金馬同聲應道:不會!金牛的同儕評選制與金馬的專家領導制,各有其歷史緣由,或許也或多或少反映了荷蘭與華人影壇因規模、文化背景等因素所導致的差異。
在此我們腦中不禁浮出一個有趣的比較畫面:究竟要如何將一個年度預算半數由國家出資、金額可達兩百萬歐元(約七千四百萬台幣)、涵蓋了半個世紀與大東亞地區華語電影的金馬獎,與一個建基在會員制、小額預算、荷蘭本地導向(稍微想一下說中文與說荷蘭文的人口比例就一翻兩瞪眼了)的金牛獎相比呢?橘子與蘋果,究竟怎麼比、而哪個又比較甜呢?這好像又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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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進行中,圖左為金牛獎創辦人Sytze van der Laan先生。(©Cindy Liao攝影)
走向幕後:看得見的電影,看不見的文化隔離?
原本滿心期待可以在會後與張艾嘉女士多點時間聊聊電影,聽她和荷蘭觀眾互動的經驗,卻因種種原因向隅。荷事記者會後在門口堵住了影展創辦人Doris Yeung與本次的執行長Lorna Tee,卻意外得到更有價值的討論。
Doris和Lorna都是華裔女性,一人生於美國,另一個常駐歐洲(過去也常在亞洲旅行工作)。身為西方社會的「非主流族群」,兩人對於「華人社會在西方世界的不可見性(invisibility)」與「西方對華人普遍存在的誤解」特別敏感。 影展創辦人Doris在十年多前初次來到阿姆斯特丹,有感於亞洲人的「噤聲」,身為電影人的她看看自己手邊的網絡,亞洲電影節的想法便從中而生。她說:「在美國,華人需要爭取自己的權利,我認為在歐洲也是一樣!」本次影展的執行人Lorna接著說道:「電影在這個過程當中,就成為最好的發聲媒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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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亞洲電影節創辦人Doris(中)與本屆執行長Lorna(左)與荷事記者(右)在影展佈景前的合影。(©Cindy Liao攝影)
荷蘭社會vs. 異文化:那把區隔你/我的文化尺
結束談天,我們晃到電影院地面層的酒吧,看各形各色的影壇人士、演員、志工、觀眾三三兩兩聚集暢飲。在吧台,一位廣東裔荷蘭籍的演員W正點妥咖啡,轉身看到我們,雙方招呼自介後便聊了起來。問W在歐洲影壇與電視圈打滾數十年的經驗,是否有遇到上述Doris和Lorna提到的文化隔離(cultural segregation)?W先生打趣地提到,荷蘭社會對於接納異文化,人人心中還是有一條不說出口的界線,這條區隔「你/我」之線在近幾年有漸漸浮上檯面,甚至激化的趨勢(註1:「39號事件」)。
這多少也回應了在座談結束後,我們拉著張艾嘉女士,問她有沒有什麼對於荷蘭社會的觀察,她眨了眨一如往常那雙大大亮亮的眼睛,一面說自己待的時間太短、與觀眾的互動太少,一面說:「但我覺得這個社會很奇怪,一方面很開放,一方面卻很保守。有點像你走在路上,感受到歐洲人漫步的心情,卻一面又驚訝於腳踏車從你身旁乘風而去的速度之驚人,這兩種速度似乎不衝突地協調在一個社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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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iterion戲院正門。 (©Cindy Liao攝影)
結語
究竟透過電影,非西方文化與社群在「西方人眼中的偏見」就能以破除嗎?(註:有時候偏見與歧視其實也存在於自我認同、甚至同一群體之內,這裡想避免把「荷蘭主流社會」和「次主流社會」給絕對地對立起來)
影展執行長Lorna保持正面態度,兩眼發亮、興奮地談到:「例如本次開幕片杜琪峰導演的《華麗上班族》,很多本地觀眾很驚訝:原來亞洲也有這樣的音樂劇電影!」但問到荷蘭亞洲電影節在準備歡慶十週年之際,有無行銷或宣傳策略上的新計畫?主辦單位似乎較為輕鬆地(或不認為這是個目前的思考題),說明電影節並非只為嚴肅的議題宣傳而設立,派對、亞洲食物、異國文化展覽等都是電影節搭配演出的周邊花絮。「人們還是想來找樂子的,」Lorna一面道,一面與一位前來致意的朋友歐式地吻別,並相約今晚映後的派對上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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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iterion戲院中的迴旋梯間,在靈巧的攝影角度下成了一個迷人的想像空間。(©Cindy Liao攝影)
也許這場景與討論可以作為這次採訪的小結吧!關於亞洲人在歐洲影壇致力為自己建立的角色,關於歐亞影展合作的可能,關於一個在地文化在他方被解讀的方式,關於宣傳、誤解、理解、差異、分離與交流,關於體制與文化、和電影藝術的追求等等⋯⋯這都是無法三言兩語說得通的。有點像牛馬對談,談著相互以為理解的語言,但背後那無法相應的,還是那龐大的語言文化體制的差異。
亞洲電影中又涵蓋了那麼多而複雜的文化語言和歷史,在歐洲社會中,豈是一個「亞洲電影」能夠一概論之?談回荷蘭亞洲電影節運行十週年,有否新的「展望」?行文至此,也許未來的方向會在於不再把「亞洲」放在同一個籃子裡,而有更多跨地域、跨文化主題的影展,但在異中如何求同,這又是一大學問了。

延伸閱讀
打破刻板亞洲印象,從荷蘭亞洲電影節開始!
荷式幽默?還是種族爛梗?

註1:「39號事件」指在2013年荷蘭《Holland’s Got Talent》歌唱大賽中,其一位評審對中國選手多次言語上開出種族歧視幽默所引起的討論與爭辯,當時荷蘭亞洲電影節幾位核心成員也參與發動連署,要求評審Gordon公開道歉。此事件多少可作為Doris和Lorna口中多次提到的「對華人社群的誤解」和「需要爭取權利」等概念的註腳。

新聞連結[1] Umberto Bacchi. “Holland’s Got Talent Judge Gordon Heuckeroth: No Remorse for Racist Abuse of Singer Xiao Wang”.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 26 Nov. 2013

新聞連結[2] 「荷蘭“達人秀”評委歧視性調侃中國選手遭批」《環球時報》,2013-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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