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第一x世界第一：台灣荷蘭同志經驗開講」活動紀實

2019年5月24日上午8點零分46秒，台南市安南區的戶政事務所完成一對愛侶的結婚登記。對世界上的許多人來說，這都是令人心情激昂的一刻，因為，這是台灣有史以來第一對由國家法律認可的同性婚姻，而台灣是亞洲第一個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

這幅景象令人遙想起二十年前，荷蘭作為世界第一個實行同性婚姻法的國家，法律生效的那一天。2001年4月1日午夜一過，阿姆斯特丹市政廳立即為數對同性伴侶舉行婚姻儀式——當法槌敲響，全場歡聲雷動，其中一名新人誠摯地說，希望其他國家能跟上荷蘭的腳步。

如今台灣不僅跟上了腳步，台灣還想借鏡荷蘭經驗，為社會盡力追求真實的平等自由。2021年九月，荷蘭海牙同志學生團體Philautia和荷事生非共同舉辦了一場線上對談「Life as LGBTQIA+ in Taiwan and the Netherlands｜亞洲第一x世界第一：台灣荷蘭同志經驗開講！」，邀請台荷兩地的資深同志運動參與者——台灣的羅毓嘉以及荷蘭的Riyaz van Wesberg——進行對談，並由 COC （原名Cultuur en Ontspanningscentrum，是荷蘭歷史最悠久的同志組織）海牙區前主席Peter Scheffer擔任主持人。在三人的分享下，台荷兩地的參與者不僅認識了彼此國家的同志平權進展史，還十分難得地從「個人」的角度，認識了在荷蘭及台灣社會裡，作為一名同志的成長經歷與盼望。

台灣追求婚姻平權三十載 性少數族群權益獲專法保障

羅毓嘉的身份很多元，除了是公開出櫃的男同志外，還身兼詩人、作家、記者與社運參與者，而他與香港戀人的愛情長跑，也常受讀者津津樂道。在講座的開端，羅毓嘉以年代為經，事件為緯，替我們勾勒出台灣同志運動的脈絡。

「回顧台灣的婚姻平權史，感覺就像在回顧自己的生命成長史！」羅毓嘉笑著說。因為他出生於1985年，而同運先鋒祁家威正是在1985年起投身愛滋病防治，並在1986年成為台灣第一位公開出櫃的男同性戀者，展開爭取同志婚姻權的漫長歷程。

從羅毓嘉的口中，我們得知從祁家威1986年向台北地院公證處提出同性婚姻被拒，到千禧年初台北市政府首次舉辦同志活動，台灣社會其實經歷過一段「黑暗期」；而羅毓嘉在青少年時期確認自己的性向後，一開始也只能在網路上尋找自己的同類，因為當時在公共領域裡，對同志的理解和指引幾乎等於零。

不過，自從2000年台北市政府首次舉辦同志系列活動後，羅毓嘉開始擁有同志社交圈，而台灣同志權益在官方層次上也幾乎年年有進展。2003年台灣第一次舉辦同志大遊行，台北市政府是贊助單位之一；在大約五百人左右的參與者裡，我們的少年詩人也躋身其中，親自體驗了華人社會裡的第一場驕傲遊行。自此以後，台灣的同志大遊行日益熱烈，到了2019年，已有超過二十萬人的參與規模。

若聚焦在婚姻平權的倡議上，那麼2006年同志大遊行的主題「一同去加油 Go Together」可看作是同婚議題第一次進入社會大眾的視野。不過，議題需成為法案，才有落實的可能，因此接下來數年，立法委員在立院裡持續進行遊說，同志團體也在各領域不斷和保守反對派對抗。後來的事大家都知道了：祁家威在2015年再次聲請大法官釋憲，大法官於2017年宣告不允同性結婚違憲，最後立法院在2019年5月17日三讀通過《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同性婚姻自由以專法的形式受到保障，雖然不盡完美，但仍使台灣成為世界上第二十七個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

後解嚴時代黑暗裡有曙光 十年思考抉擇成台灣社會進步沃土

一路看下來，台灣在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同志人權雖有幾次令人難過的重大挫敗（例如2018年的公投結果直接造成多位同志自殺），整體而言卻還算順水推舟，隨著時間一步步取得成果。羅毓嘉於是領著大家回頭思考：「從1986年到2000年之間的『黑暗期』，台灣究竟發生什麼事，使得後來的同志平權成為可能？」原來，八〇年代末台灣社會解嚴，集會與言論自由得到鬆綁，民間組織相繼成立，而同志團體和女權、勞權團體也在這時成為肩並肩的夥伴，在各種社會議題上互相支援。

羅毓嘉認為，整個九〇年代是台灣社會的培力年代，人們開始看見社會上長期隱藏在主流之外的弱勢群體，開始思考自己能做什麼。所以，黑暗其實只是黎明前的必經過程，正是在這段時間裡，台灣同志諮詢熱線 、晶晶書庫等同志夥伴在台北生根 ，為接下來的社會進步提供動能。

愛滋病自1984年在台灣現蹤，2003年左右甚至爆發流行，因此主持人Peter問，這是否推動了台灣同志運動的發展呢？對此，羅毓嘉的答案是肯定的。他進一步說明，不論在同志群體內部或外部，愛滋病一直都是最大的爭議焦點，而且人們在強調自己「HIV友善」的同時，還是會強調自己「clean（未染病）」，顯現出對於「希望自己正常」和「希望自己獨特」之間的矛盾拉扯。「過去這二三十年，大家一直在拿捏，到底要在乎別人的眼光到什麼程度。」羅毓嘉這麼說。

移民、解殖、性少數 在荷蘭新自由主義裡尋求多種身份認同

對於自小在荷蘭海牙長大的Riyaz van Wesberg來說，「該在乎別人眼光到什麼程度」是一個更難解的課題，因為相較於台灣社會，荷蘭的移民歷史和人種組成更加複雜，種族歧視、經濟不公與同志問題盤根錯節，但荷蘭卻又是個人主義極度發達的國家，個人特質的展現至關重要。作為一個具有多元族群背景的酷兒，生活在荷蘭必需非常努力，才能在多重條件的掣肘下得到平衡。

初見到Riyaz，很難一眼看出他的文化背景。事實上Riyaz的父母都來自蘇里南（荷蘭在南美洲的舊殖民地，現已獨立為蘇里南共和國），整個家族融合了荷蘭、阿拉伯、華人、印度等族群的血統和文化，這樣獨特的條件造就Riyaz對「身份認同」的深刻思考。目前Riyaz既是海牙跨文化酷兒組織The Hang-Out 070的總召，也是專職開設性向工作坊與課程的自由工作者，此外還經營自己的 podcast 和 Youtube 頻道。

與羅毓嘉巧合地相似，Riyaz也出生在荷蘭同志運動很關鍵的一年：1994。這一年，荷蘭正式通過平等法案（Algemene Wet Gelijke Behandeling），其中便包含對不同性傾向者的人權保障。荷蘭的同志運動進程和台灣有許多類似之處，而且，因為荷蘭對性向、娛樂藥物、色情產業等議題的態度相對開放，很多「彩虹難民」視荷蘭為天堂。不過，在講座一開始，Riyaz就強調自己不打算一味吹捧荷蘭的「進步」，而是要說出身為酷兒生活在荷蘭的真實情況：根據Riyaz在庇護所接觸到的例子，許多人實際來到荷蘭生活後大失所望。

接受度高不等於法律保障高 荷蘭離彩虹天堂還很遠

Riyaz認為，荷蘭對性少數族群的接受度和照護程度都不是全面的，而是僅限於「同／雙性戀族群」和「阿姆斯特丹地區」。舉例來說，社會上針對性少數的仇恨言論和肢體攻擊仍時有所聞，對於跨性別的接受度又明顯更低，連警察在受理暴力案件時，都要求跨性別人士「不要太張揚，不然容易自討苦吃」。而與跨性別相關的醫療照護資源，例如心理或手術療程、庇護所等，也只有阿姆斯特丹地區堪稱足夠，其他地方都必須排隊到天荒地老。

事實上，非營利組織ILGA -Europe根據實質立法和政策層面檢視歐洲49國的性向平權程度，從2009年起每年發布名為「Rainbow Europe」的調查成果，而荷蘭只有頭一年領先，接著就年年下滑，至去年僅排名第12名，分數是61％（0％代表充斥歧視、違反人權，100％代表尊重人權、完全平權，目前排名最高的是獲得94％的馬爾他 ）。這顯示荷蘭社會對性少數的高接受度，或許僅限於「觀光」形象或部分民調結果而已，並未真正深化為法律保障。

在政府未能妥善照顧的地方，往往暫時仰賴民間地方組織來形成安全網，但Riyaz也指出，雖然荷蘭的性別人權相關團體很多，但絕大多數都面臨經費不足的窘境，「維護人權是政府的責任，但政府卻期待這些團體應該免費幫政府擦屁股」，這樣只會消耗掉相關人員的心力，並非長久之道。

積極參與社運組織建立社會安全網 社團成為第二個家

縱使在Riyaz眼裡，荷蘭政府對性少數族群的保障有許多缺漏，但他仍然很高興自己能在荷蘭以酷兒身份生活。Riyaz的身份認同很多，除了酷兒外，還有棕色皮膚、胖、蘇里南裔、住在政府認定的「貧民區」⋯⋯他主動選擇自己認可的標籤，並且想辦法找到同伴。「雖然有時候生活很困難，但我也擁有無人能奪去的美好回憶，我們是一群將痛苦轉化成美麗事物的人！」Riyaz認為即使在荷蘭仍會經歷孤獨，但在各種社會運動和酷兒組織裡交到的朋友，使生活並不寂寞。

事實上，根據Riyaz自己的經驗，愈是屬於少數群體，就愈應該連結起來，成立組織，並將組織制度化，讓群體有能力容納更多有相似需求的人。因為，對於弱勢中的弱勢，例如既不被家庭認同、又無法從社會上獲得支持的「性少數＋有色人種」族群而言，以相似文化背景為號召的酷兒組織，是最重要的社會安全網，讓這些人明白自己不必在「文化」和「性認同」之間艱難地二擇一，而是可以做個擁有自身文化傳承的酷兒。

這令人好奇，如果荷蘭有愈來愈多的酷兒團體，基於愈來愈細緻的個人特質而做出區分，會不會弱化了團結力道？對此，Riyaz認為有各種不同的團體是好的，人們不用事事都團結，因為團結有時意味著妥協，但在牽涉到歧視的事物上不應妥協。可是，如果是更極端的例子，例如「支持保守勢力的同志團體」呢？Riyaz說，這樣的團體雖然極少見，但也的確存在，他尊重個人有選擇的自由，並相信多元的社會是充滿力量的。

愛在一次次溝通理解中發生 理想的平權社會還在遠方

羅毓嘉和Riyaz都長期投身社會運動，使社會得以往更多元與友善的方向前進。是什麼樣的養成背景，使他們成為既能支持自己、又能幫助別人的人？羅毓嘉說，自己出櫃時，父母雖然當下無法全然接受，但他們自行找書來讀，漸漸理解孩子的性傾向既不是病，也無法透過後天改變。Riyaz更說，自己的父母是移民，他們深知受人誤解排擠的痛苦，也知道尊重性少數是荷蘭的價值，因此他們也傾向於學習接受Riyaz天生的模樣。兩人都說，愛才是家庭裡最重要的事。

因此，當談到「非同志可以為同志做些什麼」時，羅毓嘉認為教育非常重要。告訴自己的孩子，「如果你不是異性戀，我們也會一樣愛你」；如果聽見孩子用害怕或嫌惡的方式談論身邊性別氣質不同的同學，也要告訴孩子，這些人就和你一樣正常，應該尊重以對。Riyaz則認為，學習、討論、在自己的影響力範圍內引起旁人對性少數困境的關注，是所有人都應該盡力去做的。「如果你沒有做到感覺不適，那代表你做得還不夠好！」Riyaz這麼說。然而，如果真的無法親身投入性平運動，那麼他們都認為，直接捐錢給周遭的彩虹平權團體，會是最好的幫助。
在座談的最後，Peter請兩人談談對未來的期盼和擔憂。羅毓嘉說，很希望台灣能成為一個令各種氣質的人都感到自在的友善之地，但平權運動長路漫漫，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見到理想世界的實現。Riyaz則說，這一兩年歐洲極端右翼勢力又崛起，有些言論就和二戰前的納粹如出一轍，令人擔心人們是否已經忘記歷史教訓。所以，他更加期待荷蘭能成為一個真正進步的國家，讓平等自由不僅只是國際形象，而是真實的法律實踐。

台灣在世界人權的歷程上，雖然不是起步得最早的國家，但無疑是非常認真好學、短時間內就追上許多進度的平權夥伴。同樣身為「第一」，荷蘭經驗對台灣而言是獨具意義的參照對象，而台灣作為民主仍在深化中的後進之國，更占有「歷史機會」的優勢。我們期待台灣社會能持續學習、持續溝通與思考，步步形塑共好的價值，讓一代又一代的台灣人，獲得真正的平等和自由！

內容企劃＆文字編輯：陳亮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