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擷取自NOS.NL新聞畫面。
和所有在歐洲的台灣人一樣，過去幾個禮拜我對歐洲政府的無作為，從不可思議到憤怒到心死只求自保。
這幾天和朋友們連續討論後，發現歐洲採取的是和台灣（及大部分亞洲國家）完全不同的防疫措施。大家可以參考此連結，英國利物浦大學心理學教授Professor Ian Donald，從英國首相Boris Johnson發表那個驚人的「讓60%的人感染以獲得群體免疫力」談話裡，推測了背後的邏輯。
根據筆者整理，Ian Donald教授傳達出這一系列政策的重點如下
1. 大原則為不防堵，但把感染率控制在醫療體系能夠承受的比例內，讓入院的人等於出院的人數。
2. 醫療資源集中在救助重症者。
3. 輕症的人自然痊癒後產生抗體。他們傳染給其他人後，持續自然演變，重症入院、輕者自然痊癒。最後形成「群體免疫力」（herd immunity）。
4. 理想的平衡點：當大多數人都有了免疫力時，醫療資源就能夠更集中在處理重症患者，情況也能夠得到舒緩。此時那些 #較脆弱的群體因感染並變成重症的機率也會降低。
當然，如此做的話也會有些風險：
1. 需要極度精細的數字與流行病學資料庫，才能推估出正確的受感染率與死亡率。但在現在輕症不驗也不追蹤的狀況下，國家掌握的狀況很可能與事實有極高的落差。
2. 難以讓所有人依照政府預期的行動，因此很難真的保護那些致死率很高的族群。
3. 大眾資訊不足：因為政府並未清晰揭露資訊與模型計算方式、政策考量，所以一切都是推估，包括Professor Ian Donald自己提出的論點都是假設。英國政府自然有政治考量（因為如果賭失敗了需要負政治責任），但這對大眾來說是不利的。
此外，Ian Donald教授也提出義大利採取的是「防堵模型」，也就是盡力防堵所有可能的感染，但因為這對經濟以及民生會造成巨大的打擊，所以不可能持續，過了一陣子就必須放鬆，放鬆之時又會有新的感染，因此又必須推出新的限制政策。這是一個不能長久持續的做法，且會花更長時間到達平衡點。
我在昨天之前，一直覺得自己可以理解將有效醫療資源集中在重症患者身上的做法，但仍然無法原諒前期撒手不管、後期才說資源有限，只能留給最需要的人。但今天突然領悟，其實歐洲各國政府前期可能真的有輕忽，但他們應該很快就已得出結論，不管是從文化民情、還是醫療資源分配狀況來說， #歐洲都不可能像台灣那樣抗疫。譬如歐洲的文化需要保護個人隱私，自然不可能像台灣那樣詳細公佈病患旅遊史，也不可能要求不合作的個人被監管。而歐洲應該沒有多少口罩生產線，大部分都倚賴進口，所以宣導健康民眾不使用口罩，也是經過計算的政策。如果因為大家買不到口罩造成恐慌、或是人民失去信心，或是因為封城大規模造成經濟打擊，都是難以承受的壓力。
因此我推測，經過計算後，他們可能很早期就決定要採用佛系抗議措施。只是我也很難相信，他們真的能管控好直到平衡點出現（假設建立模型的數字是有誤的）。另外病毒也會產生變異，所以很難說是否真的能達到他們想要的結果。這是一個風險很大的賭注，我只能說希望他們會賭贏。
台灣的做法和義大利採用的模型是一樣的，但在台灣進行得比義大利好很多，因為台灣資訊流通透明、效率極佳，另外就是台灣人民給政府的權力比義大利高很多。對政府的角色期待，賦予的權力大小，以及相關的好壞結果，又是另外一個社會學和政治學的討論議題了，我就在此打住。台灣的防堵如果能夠撐到疫苗研發出來量產會是最好，但如果在那之前惡化，遲早也必須採取歐洲各國的群體免疫政策，否則難以持續。
補充與結論
1. Ian Donald教授和我的說法都「僅是推測」，很可能歐洲各國政府確實很嚴重地輕忽了，而且也可能事實上是「情況在他們的預料之外，現在措手不及」。
2. 反方論點：病毒會在大流行過程中變異，後果會更加嚴重（請見延伸閱讀最後一篇）。
不過，不管採取哪一種防疫措施，希望大家還是好好照顧自己與身邊的人們，祈禱我們都能平安渡過這次全球危機。
延伸閱讀
2. 各國防疫措施的賭局
5. 疫情下的德國：公民與巨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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