鳥堪荷蘭Zeeland的司法精神病患長照機構，口字型建築為辦公室及居民住處的複合大樓。（圖片來源：©Amy Chan）
荷蘭的低監禁率與犯罪率的下降、寬鬆的毒品政策和判刑趨勢的改變有關，但更值得注意的是，該國的司法體系中有一特殊制度，專門處置犯下嚴重罪行進入司法系統的精神疾患者。
當一名犯下重罪的精神疾患者進入荷蘭的司法體系之後，從一開始的衡鑑、審判、定刑，無論是部分有責或是無罪責的監護處分，都經過了專業及嚴謹的處置，後續也有相關的安置處所，讓精神疾患者能接受專業的治療或管理。此外，該系統能有效區分出犯罪的精神疾患者，予其適當的治療並評估其再犯風險，並隔絕無治癒可能犯罪的精神疾患者，在限制對社會有危害的精神疾患者人身自由的同時，於有限空間裡給予最大限度的自由及尊重，同時維護整體社會的安全，達到保護社會大眾的目的。
在長期精神照護機構居住超過7年以上的居民喬治（化名），用鑰匙轉開屬於他套房的門鎖。在喬治將門推開之後，房間內清一色是沉穩色系的木製傢俱，牆壁上還貼著幾張和家人的生活照。「已經住在這好幾年了，房間裡的東西越來越多。」喬治略顯不好意思地說。
站在他身旁的機構經理彼得補充道，「平均而言，每個居民會在這邊生活至少5到7年以上，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房間，訪客也可以申請留宿。」
喬治指著牆上的生活照片，訴說家人上次來探訪的經過，一個中年的壯漢眼裡卻流露溫柔。從他和其他居民的言行舉止間，很難相信他們都是因為犯下嚴重罪行，卻因精神疾患而被收容於此。
喬治將房門鎖上之後，和經理彼得一起穿過建築物旁的綠色草地，來到園區另一端有十字架的建築物前。彼得邊推開小教堂的門邊說，「前陣子，有個在這工作多年的同事過世，告別式就是在這舉辦，當天機構內的居民都來為他送行。」
他講得稀鬆平常，卻讓外人難以想像，機構內的職員和居民的關係竟然是如此緊密。對居民來說，機構就是他們生活的全部，而對職員來說，這些居民不只是他們工作上管理的對象，多年相處下來，已經成為像鄰居或朋友一般的存在。
長期精神照護機構：荷蘭司法體系中的最終防線
這間座落於荷蘭典型鄉村澤蘭省（Zeeland），由荷蘭私人基金會De Pompestichting營運的司法精神病患長照機構（Langdurige Forensisch Psychiatrische Zorg, LFPZ)，專門收容犯下重罪但缺乏（部分）責任能力的精神疾患者。
在荷蘭的司法體系裡，一位犯下嚴重罪行如謀殺、性犯罪者若因精神疾患影響犯行，會根據該國刑法中延伸出的TBS法（terbeschikkingstelling）進行一系列處遇，類似我國的監護處分。
最早在1928年TBS法就已經在該國施行，處理刑事司法體系中有精神疾患被告的罪責問題。而在1950年代時，將司法精神鑑定引進司法的幕後推手，則是荷蘭的烏特列支學派（Utrecht School），該學派由眾多心理學家及精神科醫師組成，以學者也是精神科醫師Pieter Baan為首，大力推動專業的衡鑑與處遇，而以他為名的司法精神衡鑑中心（Pieter Baan Centrum, PBC），至今仍屹立在烏特列支。
以荷蘭目前的制度而言，被告進入司法程序後，如果法官認為有必要，在判決前就會將被告送到司法精神衡鑑中心（即上述的PBC）暫住，由多個領域的專家在數週內觀察及評估，並作成報告書供法官參考，而法官則會視評鑑結果，來決定被告應負的刑責多寡，判決其接受監禁及精神醫療處分的時間長短。
荷蘭的TBS處分是政府保護社會大眾安全的手段，並兼以醫學方式治療精神疾患者，試圖使其能夠重新復歸社會。法院每兩年會重新檢視案件，受監護處分者須接受評估，若其再犯率及危險性降低則可能結束處分；假使精神疾病犯罪者未能通過評估，處分期間就會再次延長，待兩年後再重新接受評估。
經過多次治療卻未能顯著降低危險性時，其所在的TBS診所就可以申請將之轉往長期照護機構。此類案件提交後，便由精神醫學及心理學等多個領域的專家組成委員會討論。最終，由法官定奪是否將受監護處分者安置到長期精神照護機構，若不服可對此處分提出上訴，確保行為人獲得完整的程序保障。接受長期精神照護的犯罪者，通常已經過許多評估程序及6到15年不等的治療，而非一開始就直接施以長期或永久隔離。
依據荷蘭矯正機關局（Dienst Justitiële Inrichtingen, DJI）的資料，目前受TBS處分者約有1300人，負責執行的機構分散在公私部門： 2個司法部門直轄機構、9個由私人營運但受政府補助的機構，以及4個監獄內的精神醫療中心。
其中，彼得服務的De Pompestichting法醫精神醫學私人基金會，在荷蘭境內所營運三種精神照護機構，分別為門診式、設置於監獄內以及獨立收容機構。門診式的精神照護讓患者可以正常生活，只需定期看診及回診；監獄內的精神照護則是由專業人員進駐矯正機構提供服務；而獨立的收容機構則是將精神疾患者收容於特殊機構內，並由相關專業及醫療人員提供照顧，通常是強制住宿，即喬治生活了7年的所在。
「我們的原則有三：一是維護社會安全，將有犯重罪仍有危險性的精神疾患者隔離，以避免再犯危害社會；二是以精神醫學及心理諮商，使他們的身心處於『穩定』狀態，而非『治癒』精神疾病；最後，我們盡可能提高收容人的生活品質，並施以個別化的處遇，強調收容人獨特性和自主性。」精神科醫師出身的彼得解釋，在長期精神照護機構已經有十多年的他，對於原則和執行細節暸若指掌。
彼得所述這些看似矛盾的原則的背後，是由「美好生活模式」理論所支持，因為研究顯示，將精神疾患者長期強制安置於高度安全封閉的場所，會使其失去自主性以及限制對未來的想像，如此反而會阻礙收容人達成治療目標，也就是無助於其復歸社會或降低再犯率。
全額政府預算 為無法治療病患提供安全與療癒環境
「會轉來我們這邊收容的，大概都是其他診所和機構評估沒辦法降低再犯風險的，所以，我們機構的目的也不是以積極治療，或是降低再犯為優先。」身為長期精神照護機構經理的彼得說。然而，他又很快地立刻補充道：「但這並不表示，我們只是把他們『關』在機構內而已，我們是採取穩定居民的身心為主，賦予他們自主性和責任，再輔以居民志願性的心理治療。」
在長期精神照護機構之內，採取美好生活模式（Good Lives Model, GLM），提供具有安全感及療癒性的環境，並積極提高其生活品質，讓精神疾病患者能夠不必以攻擊的行為來達到自我防衛的目的。除此之外，機構內的專家及職員們尋求與精神疾患者們合作，而非強制或單方面施予任何治療，會被轉送到長期精神照護機構的犯罪者，往往都是對於精神或心理療程抗拒或無效者，因此，在機構內居住的時間經常長達數年甚至是數十載。
「在這裡我們不會被看作犯罪人或病患，我們就是在這村莊裡的居民，擁有房間鑰匙、保有自己的隱私，在這裡工作的職員也都很尊重我們，我們的關係非常的密切。」居民喬治說道，他顯然很能認同自己在機構內的身份。
為了居民的身心安好（well-being），除了私人套房之外，村莊內也有公共空間的設置，起居室內有撞球桌、咖啡吧台及餐桌椅，大部分的木製傢俱都是居民親手打造。在園區另一頭的木作工作室裡，就有職員指導居民們製作木頭傢俱，堅固耐用的實木作品除了自用也對外販售，而莊嚴樸素的小教堂，正如同台灣的廟宇常是的信仰中心，村莊裡的教堂則是居民安頓心靈和重拾信仰力量的處所。
除此之外，園區內整潔乾淨又綠意盎然的環境，以及木作和腳踏車維修等有意義的工作，則賦予居民責任感及自治，讓居民對機構更有歸屬感，在居民身心穩定的情況之下，輔以個人化的治療計劃，不但有助居民們的生活品質，也能逐漸改善精神疾患的狀況。
由於長期收容人治療頻率較監護處分診所低，每位收容人每日所需經費為362歐元，全額由政府編列預算支出，遠比前者的489歐元低，但仍遠高於普通監禁者的247歐元。在長期精神照護機構收容的整個過程，都會受到安置委員會的監督，每三年委員會將審查受處分者的狀況，檢視其是否能終止長期精神照護處分，轉往一般精神醫療處所治療，並能夠重返社會，而該基金會所經營的門診型機構則提供後續協助，讓曾受長期精神照護者離開機構後，能夠持續接受治療。
有效分流處置 兼顧社會安全與人身自由
對精神疾患者的處置而言，收容機構以優化生活品質為最高原則，包含高品質的醫療及精神疾病照護，其在機構內享有宗教信仰自由，亦能保有個人隱私，平日的生活起居亦未受嚴格限制，除了身心能夠穩定之外，也許還有機會能夠逐漸康復。
「我很習慣這裡的日子，要待多久都沒關係，我已經沒辦法想像離開機構會是怎樣。外面的人都把我們視作怪物，還不如待在這邊大家都一樣。」已經在機構多年的喬治感嘆。對他而言，住在裡面比外面的世界來得安心。社會大眾視其為洪水猛獸的異樣眼光，也讓他們對重返社會充滿恐懼。
由於收容機構內是一群處境相似的人，生活中接觸到的也都是專業的協助者或治療者，被外界貼上標籤及視作洪水猛獸的精神疾患者，隱居在「村莊」裡既不必擔心生活問題，也無需害怕他人眼光，因此感到相對安全。另一方面，對大多數人而言，將這些犯罪的精神疾患者與社會隔離，似乎能夠增加安全感。在風險與人權之間取得平衡，反映出荷蘭面對司法精神疾患者的務實態度。
＊本文為 Oranje Express 荷事生非與《報導者》（The Reporter）合作產出，原文連結為：世外桃源或與世隔絕──荷蘭如何處置犯下重罪的精神疾患者？，經原作者和 《報導者》（The Reporter） 同意轉載文章後刊登，未經特定授權許可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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