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葉珊攝影。
2024年3月10日,阿姆斯特丹亞洲電影節CINEMASIA FILM FESTIVAL第二十屆的閉幕,壓軸放映臺灣電影人陳潔瑤(Laha Mebow,以下稱Laha)的《哈勇家》(GAGA)。那日,映前午後,我得到專訪的機會,與Laha坐在阿姆斯特丹東邊的Studio/K電影院內咖啡廳聊了45分鐘。整個電影節的尾聲,不算大的空間裡擠滿人群,各種語言此起彼落,賣章魚燒和港點的小攤生意很好。
映後,一位荷蘭觀眾提問:「你怎麼找到這些演員的呢?你是先有劇本?還是與演員共同發展故事?」聽到這個問題的當下我有些感動,好像終於等到了那個一直在等的時刻:當東方面孔和語言暫且被擱置遺忘,觀眾開始專注於電影本質;藝術語言先行,沒有異國情調的投機,沒有專為少數保障的權利,沒有政治正確與否的考量……
電影導演如何與他的演員工作
如同那位荷蘭觀眾的好奇——即便在無數篇專訪裡已有關於素人演員這題的解答——我一見到Laha本人還是忍不住再問了一次,想聽他親自聊聊。《哈勇家》主角群裡只有一個職業演員,其餘皆素人;飾演奶奶的林詹珍珠,73歲以此作品出道,得到了第59屆金馬獎最佳女配角獎。Laha 是先寫劇本的,臺詞沒有寫死,「我的演員們沒有讀劇本,我花了好幾個月讓他們彼此相處。拍片前會排戲,用遊戲和活動帶領他們。……我很喜歡在拍攝前的排戲。喜歡排很久。」
Laha說,與素人演員工作也不是什麼特別的堅持,只是剛好。要說真有什麼堅持,他應該只在意一個演員的延展性。他喜歡在選角階段就與演員面對面聊天,東聊西聊,就是不聊劇本。有沒有戲劇背景不是最重要的,或是說,沒有戲劇背景的演員,有時反而能很舒適自在,「不會在那種『標準』裡表演」。他所謂的「標準」,我其後又思考了許久,不知道能不能以「匠氣」、「演員的投機或惰性」來理解之?鏡頭表演與大銀幕呈現,非常考驗演員的細緻度,一點點的心虛都會表露無遺。
為此他舉了個例:某次拍攝短片,與演員黃鐙輝有個順暢的合作,「他(黃)的延展性與可能性都很足夠,「你會知道他沒有被『帶走』」,那是Laha期待的演員。黃鐙輝當時飾演一個小孩過世的父親,為了協助演員建立角色,Laha請工作人員做了一個小孩的臉書帳號,演員就從那個帳號開始去發展角色。有段劇情是這個爸爸要代替兒子去送情書給心儀的女孩,Laha於是以劇中兒子的身分寫了封情書,跟演員說,一切就緒後,「你看完情書就走出來」,就那樣,鏡頭就捕捉到了理想的眼神。
那是否覺得找素人來演戲,就比較不會去掉進那個「標準」、那個「被帶走」的框限裡?「素人的確常有這個特質,但好的演員也是有這個特質的。」Laha提到近期手邊正在籌拍的計畫:女主角是個原住民,卻離自己的部落遙遠,是個擁有成功的事業都會現代女性。「我就覺得這就不一定要找素人演員——這也難在部落裡找到」,也希望可以找到能勝任此角的職業演員,去「演戲」。
問Laha可有夢幻的明星合作名單?當然有啊,他說,如果不去想任何方面限制的話,「我曾經在一個影展被問到這題,我就說想跟《丹麥女孩》裡的那位艾莉西亞.薇坎德(Alicia Vikander)合作」。
GAGA西遊
這不是Laha第一次帶著自己的電影來到歐洲放映,這個城市卻是第一次。可惜行程緊湊,問他體驗了什麼沒有?「幾乎還沒有聽到荷語」,以及「剛剛去吃了薯條」。每每參與國際影展,Laha總會許願能得到更多當地觀眾的回饋。我問他那麼以他的旅歐放映經驗來講,觀眾依舊是(思鄉的)亞洲人居多嗎?「這次在阿姆斯特丹我有感覺(在地人)有多一點,一半一半吧……」
Laha已跑過幾個歐洲影展:「大概有抓到一些共通點。比如歐洲人在看影展的時候,一開始都會沒什麼聲音。臺灣觀眾通常很前面就會開始笑了。可能他們(歐洲觀眾)還在進入吧,大概都要二、三十分鐘後才有反應…….」我問他,有沒有被問過一些關於文化衝突、難以解釋的問題?好比說,當《哈勇家》這部電影在荷蘭(這麽一個在意動保權益的國家)放映時,泰雅族部落殺豬傳統的幾個鏡頭是否被挑戰/挑釁過?他說,自己的確有擔心過,但目前還確實都沒有遇過很不喜歡的提問。(筆者臆測:不知道有沒有可能是對歐洲人來說,不尊重少數族裔的異文化本身,與不尊重動物保育這件事,兩者是差不多程度的糟糕?)
反之,Laha從自身經驗聊到:「我覺得原住民身份與文化滿容易去跟國際接軌的。」怎麼說呢?比如面對美國的觀眾,他曾拿美洲原住民來類比,那種被殖民的處境,就會更容易讓人了解。而歐洲觀眾也跟他解釋過,說這裡許多地方有很強勢的在地文化,所以很能夠將這個經驗移轉過去同理。歐洲人對於一些權力不均等的議題也相當敏銳。這些對於殖民的反思,也反映在許多當代的藝術事件與創作裡。他提起柏林影展最佳紀錄片《達荷美》(Dahomey,一部紀錄文物歸還非洲過程的作品);也聊到去年愛丁堡大學將文物(死於牡丹社事件的勇士遺骨)返還排灣族部落的事件。在最新籌拍的電影裡,Laha也打算放入這個議題去討論。
Laha在阿姆斯特丹街頭。( 圖片來源:陳潔瑤提供 ) Laha在阿姆斯特丹著名的紅燈區。( 圖片來源:陳潔瑤提供 )
集所有正確為一身的創作者
進一步問他,可以多透露一點關於下一部長片嗎?他說是關於橫越兩個時代泰雅女性(日治時期與當代)的故事,也是一個浪漫愛情故事。這個主題扣合Laha的身份——世界裡的亞洲,亞洲裡的中文世界、中文世界裡的臺灣、臺灣裡的原住民。除此之外,他還是一個「女導演」——問他可曾在「少數」這件事上有過任何體悟?或是遇過任何困難?
「之前有個藝評人就開玩笑說,我現在是一個最「正確」的人」,Laha笑答,卻也說自身幾乎沒有強烈感受過身為弱勢的經驗。比如作為產業裡的女性:「我剛開始拍片的時候沒什麼自覺,很多人會提醒我說我是一個『女導演』,但我沒有特別去想到我是一個『女導演』這個事實。」Laha打趣地解釋:「大概是因為我從很早以前就跟著那些老電影人工作,他們帶學徒的方式很操、很辛苦,」管你是男生還女生,反正你在電影產業工作就是要用力扎實工作的,「不過也可能是因為我比較幸運吧。」
他也提到在寫《哈勇家》故事時,「並沒有想說就要把平地人寫成壞人。」在觸碰土這個議題時,「會去想有沒有可能背後解釋不止是掠奪?有沒有可能是我們自己將土地讓出去?比如說《哈勇家》裡面有提到的選舉,因為需要用到錢……」
看著擁有這些「正確弱勢身分」,卻散發一種毫不銳利氣質的這電影創作者,我想那非常誠實。至少《哈勇家》是部讓人能夠舒服接近的電影,它觸碰了權力不均等的議題,卻沒有踩在憤怒與控訴的姿態上。從Laha的電影裡感覺得到,他沒有興趣消費那些被輕易標籤化約的身分,而是只是反映、敘述與沉思,並將這些過程謙遜地化為創作。這樣真誠的初衷,很珍貴,觀者也都感受得到。於是,依循他的引導,觀眾看見電影本身,如同閉幕片後映後的提問:「你怎麼找到這些演員的呢?你是先有劇本?還是與演員共同發展故事?」清晰純粹——不提「女導演」、不提「原住民導演」,他就只是一個導演,要認識他,我們就從作品開始討論。
企劃&文字編輯:陳亮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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