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左為來自左翼綠黨暨工黨（GROENLINKS/ Partij van de Arbeid (PvdA) ）的 Barbara Kathmann（圖片來源：Barbara Kathmann – Wikipedia）；圖右為同黨的 Fatihya Abdi。（圖片來源：Fatihya Abdi – Wikipedia）
荷蘭這場國會改選已落幕，最終計票結果於 11 月 7 日由荷蘭選舉委員會（Kiesraad）發布的報告正式確認。中間派政治人物 Rob Jetten 領導的民主六六黨（D66）在與極右翼領袖 Geert Wilders 領導的自由黨（PVV）激烈競爭中勝出。不知道大家對這樣的結果是意外、失望還是滿意呢？ D66 一向黨派作風溫和，並致力協調政黨的意見，其競選承諾的包括解決住房短缺、投資教育及應對移民議題等。該黨能否繼續以溫和之姿與其他執政聯盟合作，一起達成政見目標呢？就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從「社會永續」看荷蘭選舉
這次選舉除了政黨勢力的重新洗牌外，我更想從永續的角度分享一些觀察。不過這次的焦點是從「社會永續」出發——看看女性的政治參與與地方代表性在荷蘭選舉中如何展現。
女性席次創新高，但真正靠選民選出的只有五位
根據官方統計，荷蘭下議院（Tweede Kamer）150 席中，有約 65 席由女性議員取得，佔比達 43%，創下自 1918 年以來的歷史新高。這不僅高於歐洲平均（約 32%），也遠超全球平均（約 27%），顯示女性在荷蘭政治中的能見度持續提升。看到這裡，大部分的人都會感到振奮。然而，實際上真正由選民「個人選票」選出的女性政治員只有五位：
來自左翼綠黨暨工黨（GROENLINKS/ Partij van de Arbeid (PvdA) ）的 Barbara Kathmann、Lisa Vliegenthart、Fatihya Abdi、Mikal Tseggai；
來自民主六六黨（D66）的 Marieke Vellinga-Beemsterboer
「名單順位」與「偏好票」：打破荷蘭政治圈的玻璃天花板
荷蘭並沒有像台灣那樣的「法定女性配額」制度。荷蘭採「開放式比例代表制」，每個政黨都會提交一份候選人名單（也是選民投票時使用的名單），通常包含 30～50 名候選人，每位候選人都有編號（#1, #2, #3 …），這就是「名單順位」。第一位通常是政黨領袖，也是首相候選人；而政治資歷較淺、移民背景、少數族裔、女性或青年等容易排在後面。前 10 名 幾乎可保證當選，因此競爭激烈。
假設某政黨拿到 20 席，名單前 20 人理論上都能進國會。名單排名由各政黨內部決定，但具體方式依政黨文化而異。常見做法包括：黨內選舉、黨領導層提名或領袖主導。政黨在排名單時會同時考量地區代表性、性別平衡（男女交錯排列）、年齡與世代、族群與多元背景，以及議題專長。因此，名單的組成其實反映了政黨在性別平等、多元包容與地方代表性上的實踐。就目前看來，荷蘭政黨名單雖然有所謂的性別平衡，但是仍常由資深、男性主導。也就是說，約 65 席由女性議員（43%）主要靠名單順位當選，這個順位就像玻璃天花板；要突破後段順位，就必須依靠「偏好票」（voorkeurstemmen）才能有機會進國會。
上述的五位女性候選人就是透過這樣的方式成功「越級」進入國會。只要達到「優先票門檻」（大約 17,500 票）即可突破順位限制。這部分可歸功於一場民間運動——「Vote for a Woman」。該行動鼓勵選民運用制度中的「偏好票」機制，將票投給名單中排名較後的女性候選人。超過 65 萬人進行這種戰術投票，幫助她們翻盤當選。
草根連結勝過廣告：被選民「看到」的方式
有趣的是，在荷蘭選舉中，你幾乎看不到候選人的個人廣告——不像美國或台灣那樣鋪天蓋地。那麼，這些能靠「偏好票」當選的候選人，到底是怎麼被選民「看到」的呢？
由於荷蘭採全國單一選區制，選民投的是政黨而非個人，候選人無法依靠地方勢力爭取票源，也不能以個人名義募資、購買電視廣告或懸掛看板。對他們而言，關鍵不在「曝光度」，而在「連結度」——他們多半依靠極具荷蘭特色的草根網絡、社群動員與人際關係，讓選民真實地「認識」他們。例如：
Marieke Vellinga-Beemsterboer（D66）：長期深耕於荷蘭北部沿海與農村地區（如 Texel 島 及 Noord-Holland 一帶），致力推動永續農業、地方治理與家庭政策；
Fatihya Abdi 與 Mikal Tseggai（GL-PvdA）：代表移民背景的新世代女性，在阿姆斯特丹與海牙的多元社群中長期投入社會包容、教育與弱勢權益；
Lisa Vliegenthart：透過青年政策與心理健康倡議，吸引了大量年輕選民共鳴；
Barbara Kathmann：憑藉鹿特丹副市長的經驗與對城市貧困問題的長期行動，動員了都市基層的支持力量。
她們的當選故事顯示，即使在仍以政黨名單為主導的制度下，真誠的社群經營、明確的議題聚焦與持續的地方連結，仍能突破結構性障礙。對性別平等而言，這是一場「質」的突破——追求的不只是「量」的提高，還有女性憑藉實力與公民支持真正被選出。與靠法律確保女性參與比例的台灣相比，荷蘭則依靠公民社會與政黨文化，自發地推動性別平衡與政治多樣性。雖然路途漫長，但這樣自下而上的力量，讓性別平等不只是制度上的數字遊戲，而是一種逐步改變政治文化的實踐。女性的崛起不再只是被「安排」的結果，而是公民意識與社會信任共同塑造的選擇。
地方發言權：讓偏遠地區也能被聽見
這樣的邏輯也延伸到另一個值得關注的議題——地方代表性。荷蘭的全國單一選區制度意味著沒有「地方立委」，但政黨通常會在名單中平衡地區出身，確保來自荷蘭東部、Friesland、Limburg 或 Zeeland 等非 Randstad 地區的候選人也有機會出現。選民若希望讓農村或邊陲地區的聲音被聽見（而非只有 Randstad 的聲音；Randstad 是荷蘭單字，指的是最大的四座城市如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和烏特勒支），也可以利用偏好票投給這些候選人確保他們當選。雖然這種做法不常見，但對一些強調地方認同的政黨（如 BBB 農民公民運動）而言，這種票源尤其重要。
結語：讓每一票都能「有意義地被使用」
荷蘭社會長期強調「機會平等」（gelijke kansen）與「代表性」（representatie）。雖然沒有強制性別或地區配額，但透過憲法第一條的平等原則、公民行動與媒體倡議，這個國家以文化與制度並行的方式，持續擴大政治多樣性。女性與地方聲音的增加，不只是數字的變化，更希望能從民主社會的根部讓每個選民的票「有意義地被使用」。
本文原刊登於網站「Bistro S 荷你聊永續」，原文標題與網址為「荷蘭 2025年 國會選舉的觀察：女性政治參與與地方代表性」，經作者同意後轉載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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