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lja Leonard Pfeijffer 的書櫃與他的作品。（圖片來源：©Ilja Leonard Pfeijffer）
（本文與 2024「台北國際書展」荷蘭主題國館策展及展場設計團隊 MVRDV 合作）
Ilja Leonard Pfeijffer（編按：2024台北國際書展官方譯作「伊爾賈．倫納德．菲輔」，而若以荷蘭文發音，其名字讀法更接近「伊利亞」），當代荷蘭文學巨擎之一，現居北義大利城市熱那亞（Genova）。熟諳多國語言的他，著作橫跨詩歌、戲劇、散文、論述、小説等各種文類；縱跨古希臘文學研究至疫情時代紀實散文，其作品曾獲頒多個歐洲文學獎。2018年底小說 Grand Hotel Europa（編按：書展官方之中譯為《歡迎來到歐洲大飯店》，本文作者則將其譯為《歐羅巴大飯店》，以下簡稱《大飯店》）問世，2019年幾乎整年度居文學暢銷書排行榜第一名，光是荷語市場累銷已超過三十五萬冊，如今更已售出二十多國語言版權。
在小說《大飯店》裡，菲輔以第一人稱敘述，描寫一位中年作家入住一間古老的歐洲飯店，追憶書寫他與舊情人在威尼斯談的那場戀愛。飯店位於歐洲某處，無法確知何處，在這繁華落盡的空間裡，作家認識了北非來的門僮、剛買下飯店的中國富商、與歐裔的飯店老總管……如夢的此時紀錄，與精確的彼時回憶勾織著敘事。彷彿在時代裡顛簸的船，行駛在歷史與預言交匯合流成一片的汪洋裡，可以去任何地方、也可能到不了任何地方。
2024年臺北國際書展主題國為荷蘭，邀請多位荷蘭作家作家訪臺，菲輔也在其中。1624年的相遇、2024 的文化在交流，「400年後的文化重逢」——這是今年度臺北國際書展的下標。那個探險者與商人們越過海洋，接管世界的年代，我們叫它大航海時代；而四個世紀後的今天，能否以「大觀光時代」去為當代下一個標呢？——「大眾旅遊（Mass Tourism）對歐洲做了什麼？」這是紐約時報一篇書評的標題。或許可以說小說家用一本大部頭的作品，探問了這一題。
適逢此刻的文化交流盛典，人在阿姆斯特丹的我，有幸獲得一小時專訪作家的機會。可惜是線上專訪——原來荷蘭作家不住荷蘭，早已移居氣候宜人的義大利熱那亞（Genova）多年。身為一介不算資淺的觀光客，我並沒有立刻對地理位置妥協，邊動手查機票、邊想：相比從荷蘭到臺灣十幾個小時的飛行，若我為了一個專訪從阿姆斯特丹飛去熱那亞、換一個面對面採訪大作家的機會——應該不算太誇張吧？
所幸還是作罷了。 因此這篇文章記錄了某個週六午後的視訊、約莫一小時的提問與回答。沒能在有限的時間內、有限的語言能力與文化資本下，一一讀完作家的所有著作。這篇專訪，我以菲輔的暢銷作品《大飯店》為敲門磚，把自己定位在「臺灣來的」以及「喜歡閱讀與文學的」讀者之座標上，提了幾個大輪廓的問題，包括他個人對荷蘭書市的觀察、歐洲社會文化的整體走向。當然還有一些我們對暢銷作家會好奇的：書櫃裡收藏了哪些譯本？寫作習慣與心態是什麼？
大觀光時代
——「我想，而且我必須，討論大眾旅遊。它是構成今日歐洲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那個週六午後，視訊那一頭，菲輔坐著捲菸，這個視角可以看到他書房的絨布窗簾與牆上的油畫作。我問他怎麼去思考自己的身份？一個「歐洲人」？一個「荷蘭作家」？《大飯店》也許是他的作品裡門檻不算高的，而我仍在閱讀中感到有許多比較難參與的其中的、對歐洲傳統的深思。菲輔即將在二月下旬造訪臺北，我請他假想：面對像我這樣一個異國讀者，你要如何介紹你所來自的地方呢？
擁有荷蘭護照、用荷蘭語寫作，定居在義大利熱那亞將近十五年，博士論文研究古希臘文學的菲輔說：「的確，我的身份認同是一個歐洲人，身處在歐洲的傳統裡我很自在——那些知識傳統、哲學傳統、歷史傳統、藝術傳統……那是我的來自的地方，我的家鄉。」
也許是早就寫在作品裡了，他並沒有再多描述這種鄉愁，而是更想聊聊當代：歐陸處在一個歷史轉捩點上，得找到一個方式去重新定義自身的新可能性。「歐洲各國曾是世界的掌權者，這權力在二戰後就像一艘急遽下沉的大船，雖然如此，我們還是常緬懷那輝煌的過去啊。」世界變了，而歐洲還在這個轉變裡摸索自身，經歷轉型。這轉型是一個整合的過程，是一個必經的疼痛，緩而美的痛。「以經濟發展來說，要維持老派運作模式（比如造船業）非常困難，我們無法與亞洲國家的迅速崛起與物美價廉競爭。」
所以歐洲發展觀光：「販售『過去』是我們在這種轉換裡找到的路，一個權宜之計」。這裡保存了俯拾皆是的過去，「你看，我轉一下我的鏡頭給你看，我書房的窗外看出去就是個古蹟，主教座堂。」菲輔轉鏡頭的時候，我趁機也瞄了一眼作家書房，畫作、雕塑品，還有那種我們在歷史課本看到、跟哥白尼畫像一起出現的那種望遠鏡。
博物館、紀念碑、古建築吸引了成千上萬的觀光客，變成歐洲（尤其是南歐）的重要收入來源。觀光改變了歐洲人的生活，給社會帶來了很多戲劇性的動盪，「有好處，也有壞處」，他說，語氣中性，個人好惡在銀幕上難以辨認。活在這樣的大觀光時代，是小說家寫《大飯店》的初衷，「我想，而且我必須，討論大眾旅遊。它是構成今日歐洲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歐洲的多樣性本身就是文化特產之一。之前他為了《一流的熱那亞（暫譯）》（LA SUPERBA）一書出版宣傳去了趟美國，他跟美國人聊起自己生長在荷蘭、定居在義大利所遇到的文化衝突，「美國人似乎不太了解我在講什麼，因為從阿姆斯特丹到熱內亞只有1200多公里的距離——他們不懂離得這麼近的兩個地方，會有什麼文化差異？但對我來說，荷蘭與義大利是兩個完全不一樣的世界，美國人好像很難了解。」再微觀一點看，義大利本身就擁有很多樣複雜的文化，每個地區都截然不同。「這個國家在十九世紀時治上統一成功，但在文化上永遠做不到……如果有一天，我們看見一個整合過的歐盟，我希望它會是像義大利的統一那樣，有把文化多樣性好好保留下來。」
問他那荷蘭呢？沒有那種多樣性嗎？「荷蘭是個小國家啊，整個國土的尺寸大約相當於一個義大利的區，比如倫巴底區。你不能期待太豐富的多樣性存在這樣的小國。但如果你跨越國界去到比利時（同樣說荷語），你就會發現比利時擁有完全不一樣的文化。回去想想國土廣闊、政權強大的美國，對我來說，那（在文化上）就顯得貧脊。」
翻譯與改編
——「我不想要、也沒必要去保護原著，原著寫好了、存在那裡就好了。改編者應該要可以自由自在地、去做出一些他們想做的東西。」
《大飯店》這本小說已賣出超過二十國的版權以及電影改編。他又轉了一次視訊鏡頭、轉到他的書架上：「我每一個版本都有收藏，俄文版是唯一例外。因為對俄經濟制裁，他們沒辦法郵寄過來給我。」問他有特別偏好嗎？他說難以只選一個。他喜歡義大利文版，「因為我住在義大利，這本書也提到很多義大利，所以本身就很有意義」；捷克版本的也很喜歡，整本裝幀得很漂亮；北馬其頓版也很棒，因為「馬其頓文的字母看起來很超寫實，很怪很美…… 」
菲輔對於作品的詮釋與翻譯，一向不干預太多。
「每個不同國家的編輯也都有自己的方式去找譯者、找封面設計、行銷手法……，而且國外的出版方等於是投資這本書，所以全權交由對方決定是很合理的。」譯者也一樣，有些從頭到尾獨立作業；有些會不停聯繫、提問、加註腳。「就是不一樣的工作方式而已，我不會覺得哪一種比較好。」舉例來說，義大利版本的譯者克勞蒂亞．柯奇（Claudia Cozzi）是業界相傳的一流譯者，「她翻得很棒，可是我從來沒有見過她本人，也沒收過她的email。說到底，其實我也不知道這個人是否真的存在？」
他菸草在指尖慢燃，煙圈瀰漫整個視訊畫面格，在我這個東亞人眼裡，那在視覺上好似一幅華麗的巴洛克畫作。但他聊起作品時的一派舒適，卻又讓人想用佛系這個形容詞。
小說的電影版權也已經賣出去了，他照樣沒去參與電影改編的過程。「我不想要、也沒必要去保護原著，原著寫好了、存在那裡就好了。改編者應該要可以自由自在地、去做出一些他們想做的東西。」停頓了一下，他眼睛又閃出那種小孩發現新遊戲的光，「不過首映會我會去，我很好奇。」
問他若看了首映不喜歡，會誠實講出來嗎？
「不會。哈哈哈，我一定會說很喜歡，但可能實際上有可能是不喜歡的。」
荷蘭豐饒的文學環境
——「創作階段就去考量讀者，會掉到陷阱裡的。」
荷蘭國土面積不比臺灣大多少，人口數小於臺灣，因此我聽到《大飯店》在荷語市場的累積銷量已超過三十五萬冊的時候非常震驚。以文學書來說，這在如今的臺灣是不太可能的夢幻數字。荷蘭的火車和捷運上的確滿多人在看書的，但我仍舊想聽聽當地作家對當地閱讀文化的觀察。
菲輔說，就文學活動與閱讀習慣來看，荷蘭的確有個非常好的走向。「這個國家有許多有趣的作家、有趣的詩人、有趣的讀者……提供了文藝活動一個能蓬勃發展的環境。」他拿現居地義大利來比較：義大利人口幾乎是荷蘭的三倍，但書市是小於荷蘭的。「我在荷蘭的時候，大部分的時間都待在台上，朗誦啊，簽書啊，對談啊，訪談啊……活動很多，群眾也喜歡參與，這對賣書是很有幫助的。」不過《大飯店》仍是一個極端的例子，它銷量實在是太好了（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不在一般書的討論範疇裡。
問他、想過自己會成為一個暢銷作家嗎？「從來沒有。我年輕時喜歡上的第一本書是詩集，你能想像嗎？我一直以為自己會成為那種曲高和寡的作家，結果現在我在寫暢銷書，」他笑笑說著，又邊再捲一根煙，「我不是在抱怨喔。」
我問他那可曾有過在「我想要寫什麼」和「讀者想看什麼」這中間掙扎？「從來沒有。」快又篤定地回答後，他接著解釋自己的創作狀態：「我在書寫的時候就是被『自己必須寫什麼、想寫什麼』驅使的。我不能在這種時候做任何妥協。創作階段就去考量讀者，會掉到陷阱裡的。」因為，關於書寫，他很在意自身的獲得：要嘗試並找到東西，不要遵循既有規則。比如他絕對不會再寫一本類似《大飯店》的小說、再期待另一次的暢銷大賣：「我覺得那太蠢了，極蠢無比，那只會造就一本史上最爛的書。」所以在這本小說後，他後續出版每本書都不一樣，是讀者根本沒料到的東西，「我要寫給他們一個完全不同的作品，一個他們不想要的作品。」
書寫的過程多半是痛苦掙扎的。他熱愛寫作，覺得寫作非常有趣，但也非常困難，「而且必須困難 。」菲輔每每感受到麻煩和痛苦的時候，就會知道自己正在寫一部好作品；如果太舒服簡單，那就表示他正在複製自己過去寫的東西、沒有新的學習。這很重要，「我每寫一本書，都想去成為一個更好的作家」，所以必須謹記：不停去發掘新事物，去解決從未解決過的問題。要確保自己有在進步的方式，就是去感受那個過程裡有沒有掙扎。
真實與虛構之間
——「我一次又一次地、想再去到那在真實與虛構邊界，那模糊而廣大的地帶。」
在閱讀許多非寫實書寫時，無論作者用的是第幾人稱、無論多少虛擬奇幻的元素摻雜其中，我有時就無可免的感受到：在層層疊疊的面具舞後，那裡有一個存在感再強不過的作者本人，赤裸、彆扭、不知所措。這種感覺逬出來時，我心裡那種不小心偷窺到的害羞，會阻攔我繼續閱讀。而讀菲輔的小說時，我卻感受到一種姿態，彷彿在邀請讀者：嘿，我知道你在偷窺，來啊——但你看到的是真的嗎？要確定欸。
「我很著迷真實與虛構間的探問。所有我寫的東西，任何文類，都有嘗試去觸碰到這個主題，它讓很多文學遊戲變得好玩。」比如像《大飯店》裡的主角，跟他同名、也叫伊利亞．倫納德．菲輔、也是個中年作家。在小說裡，當他描寫主角記憶中的威尼斯、熱內亞與馬爾他，用非常寫實精密的刻畫。讀者很可能就會覺得「啊，這一定是根據作家本身的故事吧。」相對於城市的描摹，飯店部分的寫實細節就被模糊了，這是一座位在歐洲某處的飯店、無法確定是何處，於是又提醒了讀者「啊，時間地點在哪裡並不重要，它畢竟是一本小說啊。故事本身是虛構的」。
他很享受這個引領（迷惑）讀者的過程，因為我們生活著的當代，就是個越來越難去辨別虛實的時代。以他自己也有在使用的臉書舉例：「臉書的設計好像是某種讓你可以寫日記的地方，讓你分享日常的切面。但大多數人卻拿臉書來創造一種理想的樣貌。以上班族來說好了，假設他有一個月年假，其他十一個月都在工作，那如果臉書是真，它就應該每天如實紀錄上班的過程。但通常臉書會展示的，是那一個月假期裡的度假照片。上班的日子是假期的十一倍，度假照片卻是上班照片的十一倍。」那是關乎幻想（Fantasy）的，不是紀實的。人們大量將幻想/理想投影上社群媒體，「我一次又一次地、想再去到那在真實與虛構邊界，那模糊而廣大的地帶」，他說。
人類生活的虛實難辨，似乎正在加速，而且只能加速。我問他，對於科技快速發展對文學帶來的影響，堪憂嗎？比如人工智慧。我坦誠自己在採訪作家之前，一方面怕自己資料搜集不足，一方面也帶著實驗的心，第一次嘗試與ChatGPT對話，我問ChatGPT該怎麼擬定採訪題目。它對Ilja Leonard Pfeijffer迅速做了科普調查，給了全面但無聊的答案，所以我沒有採用。「嗯，我也覺得ChatGPT就是無聊」，菲輔說（顯然他也用過了）其他沒什麼好批評的，但目前，就是無聊。對科技發展的態度，菲輔說害怕和反對是沒有意義的，它就被做出來了，而且只會越來越好，「我們可以去學學怎麼使用。」
作家眼睛裡的光，應該是玩心所燃吧？我後來一直在想這件事。
想想虛與實這一題，菲輔用數十年的創作裡常探，好像在這一小時的訪談裡，我無法再多問什麼。訪談結束在我與他分享上一屆臺灣「林榮三文學獎」散文首獎爭議事件。若不是因為這次訪談，人在異鄉的我也不會想起那波文學獎的爭議討論。在這樣的時代裡，我們擅於遺忘；在這樣的時代裡，我們都是（許多意義上的）觀光客，日日在生活裡實踐大觀光。計畫著未來的觀光，搜集以往的觀光。相較於旅遊，觀光用在中文裡，似乎是帶著一抹貶義色彩的詞；相較於渴求深刻的旅人，觀光客太過淺嚐即止。而其實我並不討厭自己去擁抱這種特質，偶爾淺淺路過，像是積極參與了這個快速的、大觀光時代。
寫在2024台北國際書展之前
如果說今年書展有什麼值得好好把握的，聽菲輔聊聊時代、世界、文學絕對是其一。（至於米菲兔玩偶隨時可以自己買，真的）。
2024台北國際書展相關資訊
2/20(二) 主題國館 15:30-16:30 新書分享：《歡迎來到歐洲大飯店》(暫譯)
2/24(六) 主題廣場 11:45-12:45 從公民對話到兒童教育：荷蘭的當代民主思辨（伊爾賈．倫納德．菲輔、馬可西姆．費卜瓦利、彼彼．迪蒙達克）
更多與荷蘭主題國館相關之訊息，請至2024台北國際書展（Taipei International Book Exhibition, TiBE）官網查詢。
Ilja Leonard Pfeijffer 個人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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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在思辨中追尋自我與正義—專訪荷蘭作家Maxim Februari
內容企劃 & 文字編輯：陳亮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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